水蛭放血，放干了血病痛自然無處遁形；
尸骨苔蘚塞治療鼻衄；
困了累了來杯熱吡霜解乏……
這些在當下看來匪夷所思的民間療法，
曾在很長時間內受醫患追捧，
是風靡一時的治療手法。
醫師報訊（融媒體記者 黃晶）“醫學的發展在全世界范圍內都經歷了從野蠻到文明的蛻變，人類對于生存的渴望、對于生活質量的追求是推動醫學變革的核心力量。”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葛均波院士表示，目前醫學的成就并未真正滿足人類需求，除了傳承既有知識、救死扶傷外，醫生還需承擔醫學創新、推動醫學進步的使命。他強調，在創新時要尊重科學的力量，更要尊重醫學倫理，任何時候人類都不能充當造物主。
3月21日，在由《醫師報》社、中國醫藥衛生文化協會、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第九屆醫學家年會（2024）上，葛均波院士在主旨報告環節帶來了《艱苦醫學創新路上的“離經叛道”》，新穎的觀點與生動的故事，受到了與會嘉賓的一致好評。
葛均波院士
瘋狂的醫學史話
醫學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發現、應用、研究、肯定或否定的歷程，呈螺旋式向上發展。
醫學的狂野年代
很多年前，妖嬈的罌粟花被當做止痛藥物廣泛應用于臨床，而當其乳汁管內的汁液被制成鴉片后，卻成了令人成癮、傷害身體的毒品，直到20世紀初，全社會公開使用鴉片藥物的時代才宣告終結。“吸煙有害健康”現代已成為社會共識，但這句話卻并不是自古有之。起碼在16世紀，有一位西班牙醫生認為煙草可以療愈包括癌癥之內的20多種疾病，甚至醫生為煙草代言的廣告在當時刊登。而這些在當下看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離我們并不遙遠。
諾貝爾獎也會犯錯
如果說以上皆為民間療法的愚昧不足為奇，那么在主流醫學界同樣在上演著各種匪夷所思的“時髦”療法。1949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被授予葡萄牙醫師安東尼奧·埃加斯·莫尼茲，以表彰他發明的前腦葉白質切除術，不久之后，就演變成為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史上揮之不去的“污點”。
事情要回溯到1935年，莫尼茲為一個63歲的女患者做了第一例精神外科手術，他將這個手術命名為腦白質切斷術。術中，術者使用漂亮的金屬桿子推入軟乎乎的大腦中，然后彈出一個鋼絲圈，像是用一個勺子來挖過度成熟的蜜瓜一樣，將大腦的腦白質切除。術后，患者幸運地活了下來，且癥狀有所減輕。受此鼓舞，莫尼茲又接二連三地為更多患者進行了手術。在神經障礙患者無藥可用的年代，這一療法立即引起了轟動，許多精神病院的醫生開始無節制地為患者開展腦白質切斷術，甚至有父母將健康的孩子送到莫尼茲處，用手術治療孩子的叛逆行為。
但莫尼茲的腦白質切斷器不夠堅固，有時候會折在大腦里，1938年，弗里曼改進了手術過程。美國肯尼迪家族中的羅斯瑪麗，出生時因為缺氧導致成年后只有四年級孩子的智商，語言與書寫皆受限。當“靈巧小鏟子”從羅斯瑪麗太陽穴上的鉆孔中插入，術者一邊向深處插，一邊轉動著刮挖。在手術過程中，羅斯瑪麗被吩咐背誦故事、詩歌，甚至歌唱。但在一大塊腦組織被刮到后，她變得語無倫次，漸漸停止了說話。
手術的結果堪稱相當糟糕，羅斯瑪麗手術后智力不增反降，成為整天只會發呆的“木頭人”。或許對于部分精神病患者的家屬而言，能讓患者“安靜”“閉嘴”，也是一種成功。因此，在伴隨著爭議與肯定的聲浪中，莫尼茲與他的手術仍獲得了諾貝爾獎的青睞。10余年間該手術大行其道，在全球有超過30萬人接受了手術。
生存欲望是醫學變革的原始力量
“人類生存欲望是醫學變革最原始的力量。”葛均波強調，每一種誤入岐途的治療方式，都源于人類希望活下去的欲望，正是這種欲望促成了不可思議的革新創造，因為生命只有一次。在革新創造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騙子、假行家渾水摸魚，也會有不經驗證、自以為是的方法問世。因此，對于那些天馬行空的想象，“離經叛道”的創新，我們需要建立制度進行約束，這也催生了在科學與倫理護航下的“現代醫學”。
法律、科學與倫理 護航現代醫學
“現代醫學的興起有三個標志性特征：法律、科學與倫理。”葛均波表示，隨著1906年《純凈食品和藥品法案》的頒布，標志著人類開始用法律規范醫療行為。1930年，成立專門的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來專門負責此項工作。1938年頒布的法律涵蓋了醫療設備和化妝品，1962年的法律開始以科學的嚴密性規范藥品產業。
“科學不是科學家想當然，需要被證實，更需要被證偽。”1993年，葛均波發現了心肌橋半月現象，曾想過使用支架解決心肌橋冠狀動脈壓迫導致的心肌缺血。在想法未付諸行動之前，已被同行搶先發表了文章，并應用于臨床。當他看到文章后覺得自己錯失一次創新的機會，非常沮喪。然而后續研究發現，心臟收縮會刺激置入的支架，造成再狹窄或支架斷裂穿孔，給患者帶來災難性的后果。葛均波經過多年研究，找到了真正能緩解心肌橋導致心肌缺血的方法，1999年發表并廣泛應用于臨床。
倫理是現代醫學興起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早年醫學先驅希波克拉底為了研究人體解剖，帶領學生去盜墓，偷取尸體進行醫學研究；Barry Marshall曾在自己身上做實驗證明了幽門螺旋桿菌會導致胃潰瘍并因此獲得諾貝爾獎；而中國醫生賀建奎偽造倫理材料，使用基因編輯技術對胎兒進行改造，最終鋃鐺入獄。葛均波強調，醫學允許瘋狂的想法，但拒絕瘋狂的行為。葛均波強調，醫學創新必須以科學前提，在法律與倫理的規范下進行。
醫學創新是一條充滿荊棘的路
醫學創新在最開始往往不被人接受，甚至會遭受非議，正如伽利略的“日心說”一樣，經歷過波折的過程才被世人認可。
走過20年被誤解的寂寞
1929年，德國柏林的一個年輕外科醫生Werner Forssmann，在護士見證下，通過局麻把一條70㎝的導尿管，從肘靜脈塞到血管里，通過影像發現導管通過上腔靜脈到達了右心房。這個匪夷所思的創舉，在當時被認為是瘋狂的行為，Forssmann也被批評為“馬戲團的小丑”，被醫院解聘，轉行到偏遠地區從事了泌尿外科工作。1941年，兩位美國的心臟科醫生Dickinson W. Richards和Andre F. Cournand注意到了他的開創性工作，首次用心導管檢查測定右心及肺動脈壓和心輸出量，用以診斷先天性和風濕性心臟病。1956年，他們兩人聯同Forssmann共同獲得了當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領獎時，Forssmann不無感慨地說：“心導管術是打開未知大門的一把鑰匙，但在這之前的20多年里，沒有人理解我。”
15年支架創新之路
目前，支架成為治療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主要手段，然而金屬支架導致血栓形成，造成血管再狹窄，葛均波希望找到一種新的代替材料解決這一臨床難題。有沒有一種材料，既解決了狹窄問題，又可以在血管愈合后支架消失，于是，可降解支架的構思進入了葛均波的研究方向。
2005年，葛均波申請了可降解支架的專利，并開始了5年的動物研究。在200頭豬身上得到成功的數據后，他拿到了臨床試驗的通行證。“你用健康豬做研究，只是證明了支架的安全性，并未證明其有效性，是否有做臨床研究的底氣？”一位藥監局的領導提出了這一質疑。
“醫學創新人命關天，必須慎之又慎。”葛均波深知這一道理，雖然拿到了“尚方寶劍”，但并未馬上開展臨床研究。在等待半年后，2013年，葛均波接診了一位30歲的心梗患者，因長期大量抽煙導致右冠狀動脈后三叉處85%~90%狹窄，患者年輕、無基礎病、僅一處冠脈狹窄，是最佳的臨床研究對象。在與患者溝通后，葛均波真正開始了可降解支架的臨床研究。隨訪兩年后，患者未再狹窄，支架未完全降解，隨訪5年后，患者血管恢復，支架完全降解。2020年3月4日，經過了15年的研究，中國原研的可降解支架終于成功上市。當時，產品成功上市固然帶來了喜悅，然而更多的卻是15年艱辛歷程的心酸與感慨。
沒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醫學創新沒有一蹴而就的成功，而是一個非常艱苦并伴隨著焦慮的過程。”葛均波強調，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路，我們必須時刻貫徹科學的嚴謹性，牢記倫理的約束力，承受住失敗的次次暴擊，當你攀過層層高山登頂后，才能真正享受成功的喜悅。
“人類對長生的渴望，有時不急也亂投醫。科學家總是希望自己的發明可以在行業中獨占鰲頭，希望可以有更有效的藥物、更強的技術問世。”葛均波強調，醫生創新的使命包括：關鍵技術、試點的難點和案例對比分析，醫生創新的出發點應該是患者的需求，而投資者的訴求是突破卡脖子的科技困境與市場價值，而這一切都必須在科學與倫理的約束下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