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許德珩與鄧稼先及孫兒輩攝于香山(中間為作者)。
最近，一部名為《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電視劇再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戰勝無數艱難險阻走向繁榮昌盛的歷史進程，其中提及了祖父許德珩與姑爹鄧稼先。觀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一些兒時記憶中的他們翁婿之間的往事不禁涌上心頭。
許、鄧兩家為世交
鄧家與許家是世交。祖父談過，姑爹鄧稼先矢志愛國、淡泊名利的品質源自他的父親鄧以蟄。20世紀30年代，鄧以蟄教授與祖父同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就是好友。作為清代篆刻、書法第一大家鄧石如之后，鄧教授曾經先后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是位學貫中西的大家。北平被日軍占領后，大學南遷，鄧教授當時正患肺病，無法迅速轉移，只得屈居北平。雖然失去了薪金，生活困難，但鄧教授寧愿在自己家院子里種菜補助生活也不肯為日偽政權做事。
祖父曾告訴我:眼看北平淪陷，張公公(張奚若先生)撤離前把書和收藏都存在鄧家，一樣都沒有少！而他自己在抗戰勝利后，看到東安市場的書店里有他用法文簽名的書。話語中充滿了對鄧以蟄教授氣節的稱贊之情。20世紀60年代，鄧以蟄教授將他珍藏的幾十件鄧石如書法、篆刻作品和其他文物一同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記得啟功先生曾對我說過:完白公(鄧石如號完白山人)書法的拓片保存得這么好，真讓人感到欣慰。
與鄧教授結為親家之后，祖父常到西郊燕園的北京大學朗潤園去看他。鄧教授喜歡喝酒。祖父當時享受食品特殊供應待遇，可以買到茅臺酒。祖父去看親家時經常帶上茅臺酒。姑姑回娘家時，祖父問她:“我送的茅臺酒典典(我表姐鄧志典)的爺爺喝了沒有？”姑姑說:“他自己舍不得喝！我們一家回去時，他們父子倆一起喝。倒點酒就搖瓶子，聽聽里面還剩多少。”
對姑爹的工作，祖父絕少提及
祖父曾經談到:幼時的鄧稼先是個頑皮的孩子。祖父與祖母勞君展到鄧家做客時，鄧稼先一邊雙手抓著門框用身體蕩秋千，一邊向父母親通報來客人了。祖父對祖母說:“鄧家的孩子這么淘氣呀！”受家庭的影響，姑爹在學校時把日本國旗撕碎、踩在腳下，為此，他受到敵偽威脅，不得不前往南方。臨行前，鄧以蟄教授囑咐姑爹說:“稼兒，以后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有用。”從此，鄧稼先走上了科學救國之路。1950年8月，鄧稼先在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國。1951年，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鄧稼先加入了九三學社。當時，祖父擔任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主席，由此，他們成為了同志。1953年，姑爹與姑姑許鹿希結婚，成為了我們家庭的一員。
姑爹的黨齡比祖父長很多(姑爹于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祖父在1978年89歲時加入中共)。在20世紀60年代初，姑爹領導的理論組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青年技術人員每天忍著饑餓堅持工作。1960年春節，大家一起包餃子過年，理論組幾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一斤面。大家不讓南方來的同事包，生怕他們不熟悉包餃子，把寶貴的菜和肉煮到湯里面。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中也有祖父、祖母，姑爹的父親、母親把節省下來的糧票支援鄧稼先；姑姑省吃儉用，給鄧稼先買餅干；鄧稼先把餅干和糧票分給大家等場面。其實，這一點點糧票、餅干，對于那幾十位剛剛畢業不久且工作勞累的青年大學生來說，可說是杯水車薪。我想，主要是鄧稼先以身作則，關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全組成員。大家把鄧稼先視為兄長，而不是領導，在他的領導下齊心協力、共同克服困難。現在已是高級軍官的孫清河回憶說:有一次進行模型計算時，鄧稼先睡不著覺，他凌晨三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把已經睡覺的孫清河叫起來詢問。等他們把問題搞清楚，天已經亮了。鄧稼先問孫清河等同事: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你們餓不餓？孫清河回答說:飯還吃不飽呢，哪有糧票吃夜宵呀。這時，鄧稼先從兜里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四兩。要知道，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糧票，且沒有副食。孫清河說:“拿著老鄧給我這四兩糧票的感覺，今天你給我四兩黃金也無法相比！”姑爹的繼任者胡思得院士回憶說:有時去國防科工委匯報工作，談得時間較長，會議結束時已經過了食堂開飯的時間，姑爹就拿出10元錢請大家到沙鍋居吃一頓。飯后，他把剩下的錢全部買火燒，帶回家去吃。姑爹單位的司機任常益師傅曾經問姑爹:“為什么大家出去吃飯總是你花錢？”姑爹說:“只有跟三個人出去的時候不用我付錢，這三個人是錢三強、王淦昌和彭桓武，他們是我的老師，地位比我高。”
祖父和祖母當面稱呼姑爹“稼先”，兩人私下談話時稱他為“鄧孩子”，視同己出。當時，雖然祖父經常在會議上遇到聶榮臻、張愛萍和錢三強，彼此之間很熟，但從不談起姑爹和他的工作。據說祖父和別人談到姑爹的工作情況有兩次，第一次是在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祖父的老友、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嚴濟慈公公曾經對我祖父說:鄧稼先了不起。另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九三學社的一次會議上，王淦昌走過來對祖父說:“許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績啊！”祖父聽后十分高興，對王老說:“你們要多幫助他。”
對姑爹的家庭，祖父責備過一次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曾分配給姑爹一套兩居室的樓房。后來，給他調到一套三居室居住，直到他去世。他家里沒有沙發，家具也十分簡單，除了書架、桌子和床以外沒有什么擺設。去世之前一年，姑爹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本有條件搬到部長公寓去住，但姑爹沒同意。姑姑也就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面，她曾經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研究核武器的開支比其他國家少很多。楊先生聽后搖了搖頭說:若算上科學家的生命，計算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1966年，我的表姐鄧志典剛剛進入中學。兩年多以后，她與我的姐姐一起被分配在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幾十年后，姑爹的同事們仍然記得那天“老鄧替典典背著行李，坐公共汽車到火車站送她去內蒙古”的情景。表姐當時只有14歲半。姑爹的同事們回憶說:那時我的表哥鄧志平只有11歲，他看到叔叔阿姨們笑就說:“我爸要是能像你們一樣還能笑該多好啊！”——這是因為誰都知道姑爹以前是個愛笑的人，別人對他說話時，他總是瞇著眼睛微笑著聽。
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表姐決心把握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上大學。她每天下班后抓緊時間補習沒有學過的初中和高中知識。姑爹出差回北京時，每天晚上給表姐輔導數學和物理。表姐和表哥遇到難題時更愿意向姑爹的搭檔、鄰居于敏叔叔求教。他們說:“于叔叔講題那叫一個清楚，比我爸強多了。”姑爹聽后總是無奈地笑著搖頭。1978年夏天，高考成績公布以后，姑爹認為表姐和表哥的成績不理想，他對我祖父說這兩個孩子考得不好。祖父馬上對姑爹說:“你不能批評他們。你的工作那么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對他們的幫助有多少？你不能幫助他們就不能批評他們。”這是我看到的祖父對姑爹的唯一一次責備。
1996年6月，《光明日報》社與北京電視臺的記者來家中采訪我父親、姑姑、我祖父的秘書于永水和我。記得姑姑回憶起她與姑爹在1958年8月之前的生活:姑爹的事業蒸蒸日上，研究成果不停地見諸報端，極有可能成為一位理論物理方面的權威。他們夫婦過著安逸、恬靜、舒適、愉快的日子，周末必帶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這時，記者問姑姑:如果讓鄧稼先重新選擇，他還會走這樣一條路嗎？姑姑和我不約而同地回答:他會的！祖國把關系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交給他，他向祖國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夠如此地被祖國信任，又能夠如此地報效祖國，是多么難得啊！姑爹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死而無憾。（許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