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根據各民主黨派的要求，調派一批共產黨員到民主黨派市委機關工作。我原在青年團上海市委組織部任副部長，市委統戰部把我調進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機關，一直工作到1961年上半年，調回到統戰部黨派處。我在九三學社市委近六年時間，先后擔任秘書處秘書、副處長、副秘書長和市委委員、常委。記得，我剛去九三學社時，統戰部黨派處有同志曾這樣對我說：“你是盧于道教授的學生，調你去九三學社工作。”而實際并非完全如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盧先生抗戰勝利前，就在重慶復旦大學任教，而我是抗戰勝利后1945年秋，才進復旦大學先修班讀書，結業以后直升法律系。我在復旦讀書近四年時間，與盧先生不在同一院系，對盧先生并不熟悉。對他有比較多的了解，是在我去九三學社以后。
盧先生是一位知名的腦神經專家。我剛到社市委工作時，統戰部黨派處就有同志告訴我，國內有兩位腦神經專家，南方的就是盧于道教授。盧先生1925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畢業，考取浙江省公費赴美留學，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神經生理學，1930年獲解剖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美洲袋鼠前腦外部與內部結構》，曾在《美國比較神經學》雜志上發表，經導師推薦，得洛克菲勒基金會2萬美元獎金，赴歐洲參觀學習。回國后，在南京任中央大學醫學院副教授，主講《解剖學》，寫就國內第一本《神經解剖學》教材。次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從事人腦的顯微研究，撰寫了題為《中國人之大腦皮層》英文專論，發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論文叢刊上，駁斥國外污蔑“中國人種低劣”的謬論。可見，盧先生不僅是一位熱愛科學的優秀博士畢業生，更是一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
抗戰爆發后，盧先生隨中央研究院內遷，先在貴陽，任湘雅醫學院神經解剖學教授。后到重慶，任中國科學社生物所及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體》、《科學概念》、《腦的進化》等。1931年，中國科學社負責人、中美教育文化基金會秘書長任鴻雋到重慶，盧先生受他的委托，擔任中國科學社代理總干事，負責在后方開展科學社的活動，參加與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有聯系的進步團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抗戰勝利后，盧先生仍在復旦大學任教，兼任中國科學社總干事。1946年夏，盧先生隨復旦大學遷回上海，繼續擔任復旦生物系教授和中國科學社總干事，并參加高等教育界聯合會和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的活動，投入反內戰、反迫害等斗爭。1948年10月，中共地下黨市委派李正文同志動員盧先生與張志讓、陳望道教授一起，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途經香港轉華北解放區，在石家莊受到周恩來同志接見。毛主席也在駐地接見了盧先生等一行，并共進晚餐。
北平解放后，盧先生參加了由郭沫若率領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赴捷克布拉格參加會議。回國后，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會議。人們把盧先生這次毅然離開家庭和他熱愛的科學事業，比喻為“脫下皮鞋穿草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新中國成立后，盧先生仍回復旦大學任教，并擔任理學院長。這時，他在教學和科研的指導思想上有所改變，開始學習運用辯證唯物論，進行腦神經生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并對針刺麻醉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辯證法》、《西洋哲學史》等。中國科學社于1950年結束，他當選上海科學普及協會主席。1959年科聯、科普合并為科協，他當選為上海科協副主席。據我所知，盧先生長期在復旦大學任生物系教授，并與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所有工作上的聯系。雖然，盧先生社會職務比較多，如九三學社市委主委，市政協、科協副主席等等，實際上他并沒有脫離教學和科研工作，始終都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學家。
盧先生擔任九三學社主委，是科學家辦黨。這話也是統戰部黨派處同志說的。盧先生是九三學社的創始人，他熱愛九三學社。1944年底，部分重慶文教、科技界人士許德珩、潘菽、褚輔成等，為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組織“民主科學座談會”。次年九月，為紀念抗日戰爭與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改名為“九三座談會”。盧先生自始至終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活動。抗戰勝利后，在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鼓勵許德珩等建立政黨。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談會”改名為“九三學社”。同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盧先生當選為監事，后任常務監事。1951年11月，盧先生當選為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第三屆理事會主任委員。其后，他連任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和上海市委員會第四至第十屆主任委員，他還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常委和副主席。為什么盧先生擔任九三學社主任委員，人們會說他是科學家辦黨呢？當時，說這話的同志這樣解釋：“九三學社自然科學家比較多，盧于道教授也是自然科學家，九三學社的工作計劃‘實事求是，一事一條，簡單扼要’。”我對“科學家辦黨”的理解是：盧先生領導九三學社，比較照顧科學家的特點：（1）他任主委不專職；（2）社市委機關有副主委、秘書長管；（3）部門、專門委員會有專家和專職干部管；（4）主委只抓總體的工作，每周六下午召開辦公會議。那時，社市委的任務是“參、代、監、改”（即參加國家建設，參加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協商和執行；代表其成員和所聯系群眾的合法利益，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對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發揮監督作用；對其成員和所聯系群眾，通過學習和實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主要抓兩方面：一抓服務（即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二抓學習（即學習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改造世界觀）。這兩方面要緊密結合，即服務與改造緊密結合，相互促進。
盧先生同共產黨的關系好，擁護黨的領導，貫徹黨的主張，做黨的摯友。早在抗戰勝利前，1944年，盧先生在重慶任中國科學社代理總干事時，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新華日報》社接見了盧先生，并告訴他：“你妹妹在延安很好，盧瓊英在政校學習，盧三英在魯藝學習。”抗戰勝利后，盧先生繼續在復旦任教，并兼任中國科學社總干事。除參加九三學社活動外，還積極投入反內戰、反迫害等斗爭。盧先生還積極支持復旦大學中共地下黨。在白色恐怖、情況緊急時，地下黨員楊師曾經常在他家住宿避難。他還安排地下黨員胡宣明，擔任中國科學社的干部。胡宣明經常在中國科學社進行黨組織的活動，科學社便成為中共地下組織活動的一個據點。這些都說明，盧先生在解放戰爭期間，已經同共產黨建立了親密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擔任九三學社上海市委主委，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積極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中共市委和市委統戰部召開的各種會議上，他都能坦誠提出意見，對此，統戰部楊逸副處長給我舉過兩個例子：（1）在我到九三學社不久的一次黨派領導人座談會上，劉述周部長問各黨派，對統戰部派去的共產黨員有什么意見？盧先生說：“高飛話多了一些。”劉部長當即回應說：“話多好嗎？”其實，我在社市委機關任秘書，在辦公會議上作紀錄，不講話，只有一次會議行將結束時，我聽到王恒守教授講“青年教師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把老教授當老虎打”這件事，由于沒有人提不同意見，我就說了幾句，大意是“牙齒和舌頭是很親近的，有時牙齒也會咬破舌頭”。我并沒有多說話，問題在于我講話時，盧先生已站起來，準備結束會議。（2）還有一次黨派領導人討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時，盧先生提到，高飛說過“要一輩子做九三學社的工作”，而自己卻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就這兩個例子而言，我認為盧先生對黨都說出了心里話。第一例，我不認為是對我的批評，而是老師對學生的關懷。第二例也不是對我的表揚，而是盧先生自我檢查。我認為，盧先生對共產黨相見以誠，心連心，是共產黨的真正摯友。（高飛 原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機關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