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湖南大學教法文1939年，湖南大學文學院急需法文教師，到處尋找，沒有找到通曉法文的教師。院領導正在著急的時候，英文老師陳世驤推薦：“我有個朋友，雖然沒有上過大學，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當法文老師。”
陳世驤推薦的是金克木。論學歷，金克木只是個小學畢業生，但陳世驤說金克木中學里教過英文，從初一到高一4個班的課都由他教，教學效果非常好；他不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勝任大學教師。
為了證明自己的看法，陳世驤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國人邵可侶所著的《大學初級法文》，翻開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寫著金克木對此書的貢獻。
邵可侶是法國巴黎公社著名人物的后代，法語教學中的權威人士，而《大學初級法文》則是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教科書。既然邵可侶都認可金克木，金克木又親自參與了教科書的編訂，而湖南大學里實在找不出合適的人選，所以最終決定聘任金克木。(金克木：《教師應考》)
1930年，金克木18歲到北平求學時還不懂英語，靠著好奇心和鉆勁，憑借幾本英語工具書，又找了一位要學費不高的私人老師，便在很短的時間內看懂了英文原版書《少年維特之煩惱》、《阿狄生文報捃華》，英語水平突飛猛進。也是同樣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了世界語。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學旁聽邵可侶的法文課，得到邵的賞識，學習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訂邵可侶的講義成為《大學初級法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邵可侶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貢獻。金克木沒想到，這便是他當大學老師的敲門磚。
金克木也參與到邵可侶組織的“法語圈”的交際活動中，并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了著名教授吳宓，相互間很談得來。
金克木的這些經歷，陳世驤雖然有個大概的了解，但無論如何，讓一位只上過小學而半路出家學法語的年輕人去大學教法語，畢竟很不尋常。
緊接著，當陳世驤得知教學課本并不是邵可侶編的那本，而是用英文講法文的外國書時，便更加緊張。
陳世驤生怕自己推薦的人無法稱職，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課時，他在外面聽了半天。金克木一點也不知道，他只是順順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課，其教學質量得到學校的認可和學生們的歡迎。這應該很富傳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說：“恐怕暗中聽我的課的不止他一個。誰能相信一個沒出過國的年輕人竟能對大學生用英語教法語做中國話解釋呢？”(金克木：《教師應考》)
到武漢大學當哲學教授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學習。他雖然沒去哪個大學進修，但有緣到天竺釋迦佛“初轉法輪”處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間，與僧徒為伍，在寺廟中飽讀佛教典籍。他再一次進入一個全新的天地，對梵文和佛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因此四處求學，最終得到已歸隱的法喜老居士的真傳。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學教書，后又被聘為哈佛大學教授、列寧格勒大學教授，他因為不適應嚴寒氣候而回到印度。許多人慕名而來，向他學巴利語、學佛教，但從沒有人找他學梵文。金克木是他的唯一的梵文學生，他傾全力將自己的學問傳給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與子》一文中提到當時的教學：“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讓我去，兩人在大炕上盤腿坐著對話。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鏡查書。先是我念、我講、我問，他接下去，隨口背誦，講解，引證，提出疑難，最后互相討論。”在這樣的學習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當他1946年回國時，他其實已成為中國某些領域中的“稀缺人才”。
金克木一到上海，鄭振鐸就說推薦他到大學教梵文，但沒能如愿。也許是因為金克木的低學歷吧。
緊接著，曹未風告訴金克木，說吳宓先生在武漢，可跟他聯系。金克木與吳宓很熟悉，吳宓很看重金克木，馬上向武漢大學推薦。
吳宓當時是武漢大學外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時又是校務委員會委員，其學問及人品則是學界普遍推崇的，所以，他的舉薦是很有分量的。但吳宓也沒想到，他推薦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學院長劉永濟卻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學系教印度哲學。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當大學老師一樣。當時武漢大學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學的合適人選，而這門課程又是必修課，金克木正好填補這一空缺。
推薦人吳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認真地對金克木說：“你教語言文學，我有信心。到哲學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學系對我更合適。因為我覺得，除湯用彤先生等幾個人以外，不知道還有誰能應用直接資料講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學，而且能聯系比較中國和歐洲的哲學，何況我剛在印度度過幾年，多少了解一點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學的情況，又花過工夫翻閱漢譯佛典，所以自以為有把握。”(金克木：《教師應考》)
吳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陳世驤一樣，在教室外聽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課。
從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學里教書，從武漢大學到北京大學，躋身中國最優秀的教授行列。（張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