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國記者斯諾沖破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阻礙，進入陜北蘇區采訪，寫出了舉世聞名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為《西行漫記》)，在中外讀者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斯諾以一個西方記者的身份能夠進入陜北蘇區采訪，與張學良有著密切的關系；更少有人知，在《紅星照耀中國》和《西行漫記》出版之前，還另有一部中譯本名為《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國內出版發行——《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出版發行，比英國戈蘭茨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早6個月——此書在北平一經出版，便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又先后在上海、陜西等地被秘密翻印，廣為傳播。這本書的多種版本均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這部《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以下簡稱《印象記》)的出版發行，更與王卓然以及他的兒子王福時有著直接的關系。
據王卓然年譜記載，1936年6月斯諾先生赴陜北蘇區采訪之前，于1936年5至6月間，他兩次由北平赴西安、洛川晉見張學良，之后便回北平，由東北大學去職，準備出國考察。其間，王卓然沒有去過陜北延安或陜甘寧邊區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斯諾的陜北之行的確得到了張學良的具體幫助和安排。
1991年5月，美國華美協進會為張學良90大壽舉行祝壽宴，張學良的親屬、老部下和老朋友紛紛趕到紐約參加這次盛宴。已經年邁的斯諾第一任夫人海倫•斯諾聞訊，專門寫了一封賀信，派人送給張學良將軍。信中特別強調，如果沒有張學良的幫助，他們夫婦當年不可能試圖冒險去延安。
據斯諾在《印象記》中介紹，他是于1936年6月從北平乘平漢線火車到鄭州，然后轉隴海線抵西安的。這之前，中共中央已召開了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3月4日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劉鼎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常駐西安。繼之，4月9日張學良又與周恩來在延安會談，就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戰中所擔負的責任、對日作戰的戰略、兩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和經濟通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達成了相應的協議……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以及東北軍的這些秘密轉變，使斯諾一直苦惱、無法實施的采訪“紅區”的計劃，變成為可能。遠在北平的斯諾是如何得知這種極為機密的消息的？代為聯絡的人又是誰呢？由于考慮當時的政治情勢，斯諾在書中沒有透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斯諾取得通行證，從“白區”順利進入“紅區”，是得到張學良將軍允諾的——因為那時尚在西安事變之前，正值蔣介石下令西北加緊剿共的時候。據新增補版《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也可得知，斯諾從西安出發到延安，與國民黨士兵一起乘坐的卡車，就是張學良將軍所提供的。
王卓然與他的兒子王福時與斯諾夫婦在北平早就熟識，而王卓然又是張學良極為倚重的親密助手。斯諾到西安拜訪張學良將軍，并得以進入陜北蘇區采訪，王卓然作為斯諾和張學良二人的朋友，曾經代為介紹聯系，或許有之。
海倫在致張學良的同一信中還提到：
我期望趁您記憶尚好的時候盡快出版一本自傳，因為這一段是本世紀中國歷史最主要的關節之一，從1931年日本接管，引起1936年的政策改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整個階段。你的很多東北同鄉常來我們北平的居所，如東北大學校長王卓然先生和他的兒子。我們在北平有許多東北朋友，那時北平的家經常是支持你的人聚會的中心。
1937年“七七事變”后，盔甲廠斯諾的家就變成臨時的難民庇護所，許多躲避日軍拘捕的抗日人士都藏到他們的家里，其中就有王卓然。鄧穎超(當時鄧穎超正在北平治病)也是在斯諾夫婦的掩護下化裝乘火車到天津，進入英法租界，再搭船南下的。
據王卓然《自傳》，也可看出他與斯諾的交誼非同一般：
七月七日爆發盧溝橋事變，戰事突起，到了7月28日，南苑失守，趙登禹陣亡，日本人即將入占北平城。我們這個抗日小集團，為了免遭日寇毒手，采取緊急措施，《東方快報》與《外交月報》全體人員發給雙薪及路費，各覓安全辦法，約定在天津租界集合。平津火車已斷，我的家人早去天津，我避到東交民巷美國記者斯諾家里，許多重要珍貴的抗日文件與資料，也藏到他那里。在他家住了兩星期，到8月15日，我與斯諾同去天津。我有一只很寶貴的手槍，是漢卿先生贈我的紀念物。斯諾說他將再去陜北采訪，我請他將手槍代贈給毛主席，以后是否捎到就不知道了……
王福時，王卓然先生的長子，1911年出生。1928年初中畢業后到南京陶行知創辦的曉莊師范讀書，1931年在東北農學院學習，“九一八事變”，參加反日示威，流亡北平，在燕京大學借讀，參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插班社會學系，1935年畢業。
據王福時先生回憶，斯諾夫婦在北平先后住過三處地方:煤渣胡同、海淀燕京大學附近和盔甲廠13號，即現在建國門內北京火車站的位置。后一住所曾成為斯諾夫婦掩護革命同志和大家聚會的場所。1935年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后又有“一二•一六”的游行示威。那時，學生領袖黃華、黃敬、宋黎和姚依林等經常在盔甲廠斯諾家集會，他們也策劃推動更多的外國記者把事件的真相向中國和全世界進行報道。1936年發生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后，許多流亡北平的學生和東北人士經常到斯諾家碰面，議論時局。
1936年10月，斯諾訪問陜北回到北平，把一大堆大包小包交給海倫。海倫立即到一個德國人開的照相館將幾十個膠卷沖洗出來，同時把毛澤東在江西的舊照片進行了翻印。斯諾一面忙于寫作，一面到處開座談會作報告。海倫也忙著整理資料，寫文章和核對全部照片的說明文字。斯諾很快將整理出來的一部分英文打字稿交給王福時。王福時拿到了稿子，意識到這批新聞報道和文章十分重要，應該盡快發表。時間很緊迫，他組織斯諾的秘書郭達、《外交月報》工作人員李放和李華春，一起立即翻譯，請東北流亡北平的學生康德一幫助按照陜北帶回的原圖繪制出紅軍長征路線圖，照片則去虎坊橋附近一家印刷所制版。大家通力合作，爭分奪秒，常常是邊翻譯邊排版邊校對，交叉進行。王卓然則安排《東方快報》的印刷工人加班加點積極配合，于短短的兩個月內完成了印刷裝訂工作。他們將這部譯著定名《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避開北平，以“上海丁丑社”名義，于1937年3月至4月間秘密出版發行。
9個月后，胡愈之先生在上海根據英文版翻譯出版了《西行漫記》。《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與《西行漫記》略有不同，是節譯本，又有不同的內容。《印象記》全書共300頁，包括34幅照片，10首紅軍歌曲，增加了《西行漫記》所沒有的幾篇重要文章，其中有毛澤東與斯諾四次長談的訪問全文；斯諾在北平的一次講演；譯載了美國經濟學家韓蔚爾發表在《亞細亞》雜志上的3篇有關四川紅區情況的文章；毛主席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關于《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的談話——斯諾把這篇稿子交給王福時并未提到史沫特萊，所以文前沒有標明作者，后來才知道此件十分重要，是毛主席托人送給斯諾的。此外，還附載了署名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可以說這本書與《西行漫記》各有所長，珠璧互見。
《印象記》首次發表的署名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實為陳云之作。他假托一名隨紅軍長征的被俘國民黨軍醫，記錄下長征的足跡。包括從江西出發，一路經湖南、廣東、廣西、貴州、云南、四川，歷時八個月，描述了沿途所見所聞，多次戰役和突圍，翻山涉水，夜行軍與急行軍，強渡烏江、金沙江和大渡河，舉凡官兵作風，軍事形勢，山川地形，風土人情，軍民關系，以及行軍中的毛主席、周恩來和其他一些紅軍領袖，都繪聲繪色，是記錄紅軍長征的第一手資料。
《印象記》所載的34幅有代表性的照片，既有毛主席、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的身影，也有紅軍戰士、文工團員、護士等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寫真，加上斯諾夫婦精心編寫的說明文字，生動幽默，富有情趣，呈現給當時世界一幅中國共產黨人的“新形象”。時隔數十年，今日看來尤為珍貴。
《印象記》書中配發了10首紅軍歌曲(包括曲譜)。長久以來，這些紅軍歌曲未見其他刊物發表或繼續傳唱，可能多已失傳。如鄧穎超在陜北慶祝平型關大捷大會上領唱過的《紅軍勝利遠征歌》，歌詞多已記憶不清。后來，新華出版社在王福時家找到《印象記》，才將歌詞補充完整。
1936年秋，海倫就想步斯諾后塵，通過封鎖，進入陜北蘇區采訪，然未能如愿，唯一的收獲是在西安事變前采訪了張學良將軍。
1937年4月，王福時義務擔任海倫的翻譯，陪同海倫作第二次西北之行。這次沒有了張學良將軍的幫助，海倫冒著極大風險，在西安擺脫軍警監視，終得進入陜北。在云陽，海倫受到了彭德懷的熱情款待，還邂逅了李伯釗和丁玲。
第二天，他們參加了有成千上萬手拿紅纓槍的農民列隊參加的“五一”節慶祝大會。王福時還與彭總做了一次乒乓球交鋒。
王福時回憶道：
我陪同海倫到達西安不久，一柳條箱《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也隨后到達。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我們時，我把這本書送給了他。在場的黃敬說，那時他們本來也想出一本類似的書。我和陳翰伯在延安停留十多天，回西安的路上同蕭克將軍搭同一輛車。我也把此書送給他一本，他對紅軍長征路線圖看得特別仔細。后來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當中引用毛澤東和斯諾關于中日問題的談話，毛選注釋說明是引自《印象記》一書……
毛澤東在延安的談話記錄，經人整理后交給了王福時。王福時回到北平交給了東北救國會的于毅夫先生。“七七事變”前，這篇題為《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的談話記錄發表在中共地下刊物《人民之友》上，筆名“王愛華”。另外，王福時還在王卓然主辦的《東方快報》上發表了《從陜北歸來》，介紹此行的所見所聞。巴黎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轉載了《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
王卓然與王福時父子主持翻譯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當時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正如1979年4月，海倫給王福時的信中所說:“……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書中譯本在中國猶如閃電一擊，使人們驚醒了……”這本書給千千萬萬青年提供了思想的滋養，許多青年和學生看了《印象記》或《西行漫記》之后，受到鼓舞，紛紛跟著“紅星”從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奔赴抗日前線。后來，斯諾在《大河彼岸》一書中說“當年的年輕讀者今天與我重逢時，很多已成為中國第二級或第三級領導人了。”
斯諾和海倫的陜北之行共拍攝了三百多張照片，《續西行漫記》和《紅塵》兩本書翔實記錄了這一段經歷。這批陜北紅區的照片資料，海倫后來全部交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管。
當筆者訪問王福時先生時，恰值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為了紀念中國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將《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更名為《前西行漫記》重新出版。當年主持翻譯此書的青年，今日已是皤然老翁。王福時老先生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下重版前言。王老先生珍藏的一本很舊的《印象記》與散發著油墨清香、嶄新的《前西行漫記》并列在書架上，兩個時代、數十年的光陰在此悄然會聚，共同見證著中國那段非凡的、艱苦卓絕的歷史。（王世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