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系金老1986年用毛筆書寫，曾在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115輯）》上刊登。文章記載了金老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重慶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基本情況，涉及到支援抗戰(zhàn)、與中共領導人的一些交往，自然科學座談會的一些情況，對于研究九三學社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金老墨跡后流落民間，近日為國家林業(yè)局林產(chǎn)工業(yè)規(guī)劃設計院生態(tài)工程咨詢所所長、社員郭保香購得并收藏。
一、只身去重慶
就在當時“國府”一片逃難聲中，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向全校教職員工宣布，學校準備遷重慶，教職員工愿去的，不準帶家屬。財政部長孔祥熙則宣布，個人銀行的存款，每月只準提取百分之五。于是我把家屬送回杭州，后來又到了諸暨老家。返回南京，我就和梁希、毛宗良各自花了120元，購買了民生公司的長江輪船票，沿長江上溯到了重慶。當時中央大學已在沙坪壩向重慶大學租了一塊地，建起了幾棟教職員工宿舍，我和梁老同住一間宿舍，每人一張床，當中放一張書桌，每人用一個抽屜，國難當頭，大學教授的生活不過如此而已。然而我們到了重慶不久，那位曾宣布嚴令的羅校長，他的老婆、兒女、保姆，甚至大小便用的馬桶，都坐飛機到達了重慶。
二、“七七”獻金
到了1938年7月，為了紀念“七七”抗戰(zhàn)，學校設了一個獻金臺，羅校長“帶頭”獻了30元，有些教授獻了10元、5元不等。我躲在宿舍里，不出去，因為我擔心獻金會落入某些貪官污吏的腰包，不會到達前線將士手里，但心里還感到不安。一天，某報載了一條消息，《新華日報》從漢口遷到重慶了，并在某地設了辦事處。第二天，我進城見到辦事處一位姓周的同志，向他說明來意，并捐了100元，請他交給八路軍前線將士，這時我才感到心安理得。到了秋天，學校又號召向前線將士獻送寒衣，許多教職工又一次捐獻，但我和梁老還是一文不名。我把前次去《新華日報》的近況告訴了梁老，他同意我的意見。因此我?guī)е鴥蓚€人的心愿又去《新華日報》辦事處贈送寒衣款。第二天，《新華日報》登了一條消息，“梁金先生獻金200元”。
三、農(nóng)村調查
我每年利用暑假期間，到川北、川西調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情況，前后跑過了五六十個縣。川西的溫江縣盛產(chǎn)大蔴，大蔴收割之后，農(nóng)民把它浸在水里一個時期，叫做“漚蔴”。經(jīng)過“漚蔴”后，蔴的表皮很容易和組織層分離。那時聯(lián)想到幼年時期，我在諸暨家鄉(xiāng)，農(nóng)民們用刀刮苧蔴表皮的情況，既費力又費工，因而感到溫江農(nóng)民栽培大蔴的經(jīng)驗應好好學習?；匦：?，我就寫了一個報告，登載在某雜志上。
四川遂寧、射洪、南充一帶，盛產(chǎn)圓錐小麥，比一般圓錐小麥要矮些，有花、葉深綠色，遠遠看去，閃閃發(fā)光，農(nóng)民稱它為油麥。這是圓錐小麥一個特殊的品種，可惜當時我沒有能系統(tǒng)地對它作出鑒定。
四、川北受困
1939年，我和蔡旭同志去川北調查農(nóng)業(yè)情況，每人坐了一個滑竿，從重慶出發(fā)，到了平武，在縣政府住宿，縣長去重慶開會了，由秘書招待了我們。幾天后，我們離開平武，向松潘方向前進，到了下午，天快黑了，我們打算在一個鎮(zhèn)上住宿，我們下了滑竿，突然從路旁出來五六個人，拿著手槍，對我們說，要檢查行李，翻來翻去，檢查了好一陣子，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他們要找的東西。我問，你們這樣檢查，想干什么？他們拿出一張平武縣政府的通知：“中央大學教授金善寶、助教蔡旭，在縣政府留住期間，翻地圖，查縣志，有漢奸嫌疑。”對此，我們非常氣憤，他們呆在后方不抗戰(zhàn)，反而誣陷別人是漢奸，真是混帳邏輯，但又安慰自己，幸而他們說我們是漢奸，如果說我們是共產(chǎn)黨，也許要被砍頭了。
五、煙草試驗
當時外國香煙充塞市場，為了堵塞漏洞，發(fā)展本國煙草事業(yè)，某煙草公司捐了幾萬元經(jīng)費，委托中大農(nóng)藝系改良本國煙草品種，我們向各縣搜集了不少農(nóng)家品種進行試驗，并選出了一些生長比較好的品種，但對烤煙技術沒有實踐經(jīng)驗。我們花了800元，從河南請到一位有實際操作技術經(jīng)驗的老農(nóng)民幫助我們烤煙，并派一名高年級學生劉式喬跟他學習。這個學生在烤煙房旁搭了一張床，食宿不離，隨時觀察煙房的溫度、濕度和煙葉煙色的變化，詳細地記錄下來，然后分別制成曲線，從這些曲線很容易看出三方面的相互關系。后來他寫成了一篇很好的畢業(yè)論文。因為我們進行了多年的煙草試驗，學生積累和學習了實際知識和工作經(jīng)驗，約有四五名畢業(yè)學生，如朱尊權、王承瀚、洪承鉞成了我國現(xiàn)在煙草界的權威。
六、全家團聚
大約在抗戰(zhàn)的第三或四年，我想回杭州把家眷接到重慶來，到了貴陽，才知道浙贛鐵路已經(jīng)不通，只好中途返回重慶。第二年，我的妻子姚璧輝帶了四個小孩，冒著千辛萬苦，到達了重慶。她們經(jīng)過貴陽的吊死巖時，汽車翻了三個筋斗，幸而被一塊大巖石擋住了，車內的皮箱翻出了車外，不少乘客受了傷，有的還跌斷了大腿。但我家的五口人，雖然有的衣褲上沾滿了別人的鮮血，但一個也沒有受傷，“感謝上帝保佑”。車禍后，她們找到貴陽一位姓何的諸暨同鄉(xiāng)，在他家里休息了十多天，才輾轉來到重慶。我在中渡口嘉陵江邊花了一百五十元，買了一間草房，一家六口總算安頓下來。
七、苦難多病的歲月
當時由于國難當頭，物價飛漲，生活很不安定，一個大學教授的生活也只能勉強維持溫飽而已。記得有位教授走過飯館，計算口袋里的鈔票還夠吃一碗面，但吃完面，物價又暴漲了，他感到很狼狽！我一家六口，生活也很困難，妻子本來身體就不好，自抗戰(zhàn)以來，長期顛沛流離，到達重慶不久就病倒了。她每月要吐幾口鮮血，經(jīng)醫(yī)生診斷認為是肺病，那時如果一個人患了肺病，等于判處了死刑，因此，她整天躺在床上，振作不起精神來，一直躺了好幾年。
我在重慶時，身體也不好，一次在上課時，覺得頭昏眼花，只好提前退課，剛走到教室外面就昏倒了。同學們把我抬到辦公室休息，并護送我回家。但我想到妻子臥病在床，孩子們還小，我這副樣子回到家里，豈不叫生病的妻子著急嗎？因此，我婉言謝絕了同學們的好意。到了傍晚，肚子有點痛，坐在痰盂上，便了半痰盂血，住進醫(yī)院，醫(yī)生也檢查不出是什么病。羅宗洛先生寫信慰問我：“斯人也，而又斯疾也。”回到家里，農(nóng)藝系的同學們認為我的病是營養(yǎng)不良所致，他們在一起湊了一些錢，買了許多營養(yǎng)食品來慰問我，使我深受感動。當時一個大學教授的生活不過如此，一般大學生的生活就更是清苦難言了，很多同學是靠救濟金或親友幫助勉強就學的。在這樣艱難的日子里，用勒緊腰帶省下來的錢，買來的這些慰品中，凝聚了多么深厚的師生情誼??！
那時，我是年年有病，走路拐杖不離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旦見到我，很驚訝地說：“金善寶你的身體還不差??！”言外之意是以為我早已去見上帝了。當時中大農(nóng)學院有五個老人，即梁希、鄒樹文、李演恭、汪德章，我年齡不到五十歲，滿頭白發(fā)，所以被列為五老之一。
八、畢業(yè)典禮上無聲的抗議
由于日本侵略軍瘋狂地向我內地進攻，蔣介石采取不抵抗主義，我軍陸續(xù)向后退卻。“四大家族”拼命搜刮民財，準備逃往國外做“寓公”。全國人心惶惶，人民群眾喊出一種悲哀的口號：“中國若亡，是無天理，中國不亡，是無人理。”中央大學的學生多次上街游行示威，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賣國賊！”等口號，羅家倫、顧孟余等人，先后離開了學校。于是蔣委員長親自出馬，兼任中央大學校長，千方百計想控制這所高等學府。當學校舉行畢業(yè)典禮這一天，蔣校長冒著日本飛機轟炸的危險，親自從峨眉山趕來，主持畢業(yè)典禮。把大禮堂的座椅都搬走了，畢業(yè)生都奉命站在禮堂迎候。蔣校長一到，就拉開畢業(yè)生名冊，大聲喊叫，某某畢業(yè)生，上來領文憑，沒人回答，叫第二個也沒人回答，叫第三個還是沒人回答。委員長變?yōu)樾ｉL的蔣介石，此時感到四面楚歌，冷若冰霜，但又無法發(fā)作，只好拿起皮包，跑出大門，坐上汽車，回峨眉山去了。
九、在周恩來同志的感召下
國共開始合作，共同抗日。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中央大學學生會邀請他來校作報告，校方把大禮堂的大門關閉了，飯廳的桌椅都搬走了，人都站著，飯廳內外都擠滿了聽眾。周恩來同志到達時，陳誠將軍帶了一些衛(wèi)兵，進行所謂保護，實際是監(jiān)視。周恩來同志口齒伶俐，出口成章，做了長達三個小時關于抗戰(zhàn)形勢的報告，開闊了人們觀察世界形勢的視野，更加激發(fā)了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增強了人民群眾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心。
新華社遷到重慶后，在化龍橋附近一個小山上設了辦事處，社長潘梓年是潘菽同志的長兄，通過他，我們經(jīng)常到那里探聽前線戰(zhàn)況，了解國內外形勢，每次都頗有教益。我身體雖不好，但只要說到報社去，我就拿起拐杖一同前去，山間兩旁，有幾棟小洋房，住著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監(jiān)視來往行人。我們熟悉他們那一套，也就設法避開他們，不定時地出入。我們組織的“自然科學座談會”，除學習討論《自然辯證法》外，多半以座談、聚餐等形式進行活動。石西民等同志經(jīng)常和我們暢談時事。周恩來同志還幾次設宴招待我們，邊吃邊談，彼此都很親切。周恩來同志在同國民黨的周旋中，處理問題既有高度的原則性，又十分機敏靈活，令人敬佩。據(jù)說，有一次陳立夫曾對周恩來同志說：“我們都應該到國外去看看，見見世面。”周恩來同志很機警，立刻回答：“我們共產(chǎn)黨人都是擁護毛主席的。”
十、從延安的大生產(chǎn)運動得到啟發(fā)
1942年，聽說延安在搞大生產(chǎn)運動，我就親自選拔出來幾個小麥優(yōu)良品種，托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寄往延安。后來鄧穎超同志看到我，她對我說：“延安已經(jīng)收到您的小麥種子了。”因為延安在搞大生產(chǎn)運動，我和朋友李崇誠想到那里去看看，我去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對林伯渠同志談了，他寫了一封介紹信，并說，到了西安辦事處后，他們會設法送你去延安。不幸李崇誠在嘉陵江洗澡，大拇指劃破出血，染上了破傷風，發(fā)高燒，住醫(yī)院半月，搶救無效，不幸去世。開追悼會時，李崇誠的哥哥從外地趕來，他在會上公開責備我，如果早點通知他，他有辦法，把李崇誠搶救過來。后來，我把介紹信退還林老，并說，我因身體不好，路上無人照顧，不去延安了。林老懇切地對我說：“后方同樣可以搞革命，不一定到延安去。”
十一、毛主席的親切接見
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zhàn)，為了欺騙輿論，邀請毛澤東主席親自到重慶進行商談。毛主席在美國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乘飛機到達了重慶。這個消息一傳出，好心的人們歡呼，欣喜若狂，以為國共合作，和平建國，中國有希望了！
毛主席在談判期間，曾抽空來中央大學，探望他在湖南師范學校學習時的老同學。后來又在嘉陵江畔張治中的住宅，親切的接見了粱希、涂長望、潘菽、謝立惠、李士豪、干鐸我們一些人。毛主席先問我們：“各位對時局有什么高見?。?rdquo;梁老首先回答：“我們感到很苦悶。”毛主席連聲說：“噢，苦悶。噢，苦悶。噢，苦悶。”一連說了三次。我坐在后面，毛主席問：“那位白發(fā)老先生有什么意見??？”他知道我剛50歲時，便伸出兩個手指笑著說：“??！我比你大兩歲。”我遞給毛主席一張名片后，說：“革命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不會長久的。孫中山先生為了求得和平，讓位給袁世凱，終于遭到二次革命的失敗，還是要打仗的！重慶是虎狼之地，不宜久留，希望毛主席早日離渝回延安。”毛主席聽了，只是頻頻點頭，沒有說什么。毛主席的接見，更加鼓舞我積極投入反饑餓、反壓迫、反內戰(zhàn)及營救進步學生的斗爭，使我看到了光明，更加堅信一個嶄新的中國，一定會在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
十二、在昆明的半年
1946年，中央大學仍處于非?；靵y的狀態(tài)，不少教授幾乎終日閑著無事。云南大學農(nóng)學院張海秋院長寄來了一張聘書，我就向學校請了假，到設在呈貢的云大農(nóng)學院教了半年書。每逢星期六下午，我去昆明，住在清華大學周家熾教授宿舍。他對我說：“某某人來，我不招待，您來，我就招待。”一天，他拿出一張郭沫若同志為首的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援助蔣介石打內戰(zhàn)的呼吁書，請我簽名，我欣然簽了字。大約有三百多位教授簽名的宣言書，在《新華日報》發(fā)表后，轟動了昆明、重慶，波及全國。國民黨感到十分震驚。為了昆明學生罷課事件，教育部委托中大校長吳有訓到昆明進行調解，我在報上看到消息后，特地去看他，他關切地對我說：“您還不回去，教授會要停發(fā)您的薪水了。”我說，我買不到機票啊。后來，曹誠一同志幫我想了一個辦法，她說：“您的學生的丈夫是國民黨的一個特務，可以托她幫您買飛機票。”照她的主意辦了，果然迅速買到了飛機票，安然回到了重慶。
在呈貢期間，由于美國曾經(jīng)在日本的長崎和廣島投了兩顆原子彈，在一次座談會上，一位物理學教授，大談特談原子彈的威力，甚至有人囂張地說：“只要美國借給我們兩顆原子彈，一顆投在莫斯科，一顆投在延安，中國問題就解決了。”我一再強調，國共兩黨都是炎黃子孫，利害休戚相關，應該聯(lián)合起來，抗戰(zhàn)勝利后，共同建設新中國，才是孫中山先生的遺愿和國家興旺強盛的出路。但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回到重慶，經(jīng)潘菽同志介紹，我就加入了九三學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