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此難料,沒想到趙公就這樣永遠地睡著了!聽說趙公因癌癥轉移又住院了，我曾到北京醫院去看他 , 那時他在接受化療，很痛苦，不能講話，我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我明白他想說的話，因為他的眼神兒告訴著我……。后來我去云南，又去了山東，還在想，等5月下旬我從山東回來，再去看他，可能奇跡已出現——經過治療,趙公挺過了這一關,也許還能說話呢。誰知，那次竟是最后一面。5月22日，我人還在山東，他卻不再醒來！
多少年過去了，有些事、有些人，如過眼煙云，隨風飄逝。而有些則像經過電腦刻錄般存儲在心里，難以忘懷。比如——趙公。他的大名是趙偉之，雖官至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但大凡在九三學社中央工作的人,很少有人稱其官職，上上下下都稱呼他為趙公。
1983年這一年，九三學社史上發生了很多可圈可點的甚或可以重墨勾勒入冊的大事；也可以說，這一年是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經歷了農村插隊、工廠工人，十幾年社會最底層摸爬滾打的生活砥礪后，這一年5月，我滿懷熱望、理想和對未來的憧憬來到位于北京西四頒賞胡同九三學社中央機關，于我來說：這是個全新的工作環境 ，由此也認識了許多新的、開始走入我生活、進入我視野的人，與趙公的相識即是緣于這一年。
我先是被安排在社中央組織部工作，開始了解什么是九三學社，了解社員、社的各級組織。那時對九三學社的認識很淺，很皮毛。8月，我參加了社中央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會議開始前，社中央幾位領導聽說我是新來的，就來看我，他們邊伸出手，邊向我走來，熱情地說：“好呵，好呵，歡迎你，李書同志！”。當時我還分不清誰是誰，只覺得很溫馨。經人介紹，才知道并認識了九三學社中央領導孫承佩、趙偉之等人，（這時孫承佩是社中央副主席，趙偉之剛從天津調到社中央在孫承佩身邊工作不久）這是第一次聽到有人叫我“李書同志”。我還有些臉紅，不太習慣被人這樣稱呼呢，根本沒有這已是同道了的意識。 這次全國工作會議主要是針對新形勢新局面：粉碎“四人幫”后，黨和政府在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政策的逐步落實，倍使大家歡欣鼓舞，九三學社的任務不再是關門改造，而是充分發揮智力密集優勢，面向社會開展科技咨詢服務，社里好多老專家、老教授都以極大的熱忱,把滿腹的學問投入到辦學、支農支邊的工作；社的各級組織自1979年第三次社員代表大會有了很大變化，一個省有了好幾個分社，需要建立起省級組織，而社章還沒有省級組織，便采取臨時辦法叫省工作委員會或省工作委員會籌備小組；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界的高級知識分子紛紛想加入九三學社。面對這種新形勢和任務，會議討論并決定提前召開社員代表大會，議題即是審議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修改社章、選舉新的領導機構。在這次重要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我聽了時任黑龍江省副省長、哈爾濱分社常委安振東的報告，報告講述的他三十多年來的坎坷經歷及不平凡的事跡，深深觸動了我，聯想到自己的遭遇，不禁淚水漣漣 。社中央領導分配給我一個特別任務，把安振東報告整理出來，整理出三份：一份遞交給社中央主席和所有副主席，一份遞交給全委會，一份擬下發給所有社員。領導要求我三份分量不同，即詳略不同，還要求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分別撰述。為安公進入九三學社常委會、當選社中央副主席做好準備工作。領導給我一星期時間完成，受安公精神感染、鼓舞，我一玩兒命，白天、黑夜連軸轉，用了三天就交稿了，這是我到九三學社中央工作的第一個任務，當時還意識不到其有多重要，也沒想到當領導們（楚九英、牟小東、李毅、趙偉之、孫承佩）一字字、一句句審核完我的文稿后，就同意并批準了我的“申請剩下的三天讓我睡覺。”
經過籌備，社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83年12月2日至14日在京隆重召開，我作為一名工作人員參加了建社以來規模最大的這次九三學社的盛會。當時出席大會的有300多人，代表著全國11000多名社員的意愿和要求。我是第一組的小組秘書，這個組基本上都是來自北京的科研院所、高校的專家學者。當時趙公全權負責大會，要求我們作小組秘書的對發言者每言必錄，不僅要整理出簡報，還要在參加情況匯報小組會時提出所在小組的問題和你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及解決、處理的辦法；晚上要校對簡報，還要到各位代表住處去發放以保證代表們及時看到的簡報、文件、材料 。另外要求照顧好我們這一組年長的代表的生活，隨時向會務組反映他們的需求。趙公對我們所有上會工作人員要求甚嚴，尤其是小組秘書，不僅要求同各地方組織派來協助工作的同志搞好關系，擰成一股勁兒，還特別強調并要求我們樹立服務意識，認真、合格地完成秘書的各項工作；要求我們廣交朋友， 善于交朋友；自覺學習統戰政策、統戰知識。當時每個工作人員都很忙，很辛苦，但我能感到一種上下協調，團結一致，高效的負責任的良好秩序的運行。這次大會我受到了很大的訓練，同時也近距離地感受到趙公的組織和行政能力。
由于太累了，也可能是由于生平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大會， 心情與感受，現一篇短文不足以道其萬一，當代表們撤退，我卻心力交瘁，像崩潰了似的一下子病倒了。不知趙公怎么知道的，立即派自己的司機張小寶開車將我送回師大的家。而這時他還在京西賓館忙著安排未竟事宜沒有回家。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領導的專車。在這次大會上，趙公被選為社中央秘書長、社中央執行局委員。
因寫安公的文章，我被調到社中央宣傳部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有一次，機關里長工資，我因病住院不得與聞，出院后，才得知一些人長級長了工資，而沒我什么事。我憤憤不平，覺得委屈，自己對工作出血出汗，不惜力，常加班加點，而那些人憑的是什么？我也不知哪兒來的勇氣，一天下班后，徑直去找趙公理論。毫不客氣，上來就請他闡述長級長工資的標準, 如何理解,怎么解釋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為什么不是德才兼備之人當領導?我不服，是騾子是馬就應拉出來遛遛；記得當時我對他的工作予以了尖銳的批評，直斥他 : 是典型的“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他 ：只聽匯報，“先入為主”，思維有定勢，難道身為領導不知“兼聽則明”？ 當領導的不顧事實，不愿承擔責任和風險，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白薯！我說，如果這樣，怎么能樹立起好的機關作風？！……我還說，我不想干了，我在宣傳部門，說一套行一套歪風邪氣，假大空的東西，我連自己都說服不了，還怎么寫文去說服別人？我情緒激動，言詞也很激烈，現在回想，也真是大不敬，而趙公始終平心靜氣在聽，態度誠懇，語氣和緩，給我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還說，接受我的批評，歡迎以后能常來談談。機關里的人，在聽說了這件事后，有人說，嘿！鐵樹開花，啞巴說話啦（這是指我平時不怎么說話，像個啞巴）；有人說，你這不是守著和尚罵禿驢嗎？能有你好果子吃嗎！你死定了，今后還不得給你小鞋穿？也有人說,我要是領導,我請你走人!當然，還有人認為我說也白說，饒著自己還生氣……。但是，事情并非像人們揣測的那樣發生。一天，趙公叫我到他辦公室，我直緊張，以為又犯什么錯誤了，他看見我卻笑了，原來，趙公是請我替他去政協禮堂開會，讓我拿著他的請柬去聽王蒙的文學講座。他說，知道你很喜歡文學，很喜歡研究文學，知道你和王蒙及他的作品也熟識，我想你一定喜歡聽他講座的，這張請柬你去最合適。我有些愕然，他接著說，你別顧慮，就當替我去開會，是我請你去的。回來把王蒙講的告訴我，這是給你的任務呵。一席話，去掉了我的忐忑不安。我高高興興地去聽了，受益匪淺，那是后話。后來，他對我說，踏進九三門，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政治，我們的工作需要理性對待才能做好。但這話的含義是在數十年后我方有入世體會和悟道。
因為是在宣傳部，各種大小會議很多，有一段時間我感到厭倦，就以有“恐會癥”，身體欠佳為由拒絕上會。我要求調離，要求看大門，反正至少調離宣傳部。后來，我在領導安排下，“重現江湖”，又出現在大小會議上，很多認識的地方組織的人都對我噓寒問暖,都問我身體怎樣,好些了沒有?不止一個人對我說, 是趙公告訴他們說我工作很盡心盡力，文筆很好,沒來開會是身體不好,等身體好些,會來開會的。我很感動，也很受教育。原來趙公是一個在人背后講我好話的領導。也正因為此，無論我們在北京還是在地方開展工作或是開會都能夠配合默契，關系十分融洽，加強了社中央同地方組織的紐帶聯系，工作的進展、完成很順利。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機關人事變動調整，我被領導調到《九三中央社訊》（內部刊物）當編輯。我曾向趙公約稿，請他為刊物撰文。他滿懷激情和思念，寫下了《為九三奉獻 功績長存——懷念孫承佩同志》一文，因有個別詞不夠準確，我想拿著稿子去找他，當時有人認為我是不是神經搭錯了？吃豹子膽啦？敢給領導寫的稿子提意見！我猶豫了，但覺得那文字別扭，還是去找了趙公，心想：他若堅持的話，就算了，反正文責自負。沒想到，我提出了意見后，他很虛心，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絲官氣，他聽了我的建議，把那些詞都改了過來。這篇文章放在“回憶與懷念”欄目發表。在文章前面，有作者署名，我們想印制趙公手寫體的簽名 。我又去找趙公，雖然他很忙，但很配合我們的工作，有興趣的讀者若翻閱到1996年第1期《九三中央社訊》就不僅可以讀到趙公回憶孫公的文字，體會作者的思想情感，了解、認識孫公，也可分享到編者希望嘗試通過一種版面設計的美學視覺空間能給讀者在讀在看時帶來愉悅的努力效果。
90年代末，我被領導調到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編修處工作。參與、經歷了很多九三學社大事。那時我的首要任務就是完成《九三學社簡史》的編撰及宣傳工作。當時大部頭的稿件幾易其稿，已基本完成，還沒統稿。這時候的電子辦公設施還不普及，20多萬字的稿子復印數份，凡參與統稿討論的人，人手厚厚一大本。由趙公掛帥，金公（金開誠）、刁公（刁培德）、焦老師（焦聚川）、我，我們一起一個片斷、 一個章節、一句話地討論，文章的字詞、標點符號都在我們的討論范圍里。開了多次碰頭會。對于哪一段應怎樣修改，這個詞應怎樣用，趙公很細致，很謹慎，有的章節甚至反復過了好幾遍，直到沒什么問題了才放過去。《九三學社簡史》前以吳階平名義寫的“序”——《民主黨派的歷史道路和優良傳統》，就是趙公寫的。既可以當作讀社史的入門，也可以看出趙公對社史有獨特的視角和研究。我曾到社會主義學院聽他講社史，很受啟發，課下我和趙公還就“實事求是、還原歷史的本來”這個課題進行了深入地探討。今天，我們學習所用的2005年版《九三學社簡史》，就是在趙公領導編撰的1998年的版本基礎上修訂的。
褚輔成，九三學社主要發起人和創建人之一，辛亥革命元老，中國同盟會首批會員之一，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2002年3月，九三學社嘉興市委會主委、副主委、辦公室主任一行到社中央匯報嘉興市各界呼吁籌建“褚輔成史料陳列室”一事。趙公、劉榮漢秘書長讓我參加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和意見。關于褚輔成遺留的歷史問題頗為復雜，也受現時環境、條件制約而棘手，敏感，很多人避之猶恐不及，趙公蠻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按潛規則打太極，來個“一推二六五”，誰都不負責致使石沉大海的事難道我們見得還少嗎？趙公當時并沒有猶豫，而是旗幟鮮明代表社中央表示愿給予大力支持。為此，趙公和我在5月份共同起草了致統戰部一局、四局“關于支持嘉興市各界籌建‘褚輔成先生史料陳列室’的意見的報告”，事隔一年，我們又再次向統戰部提交了報告 。我們在一起研討，非常客觀地評價褚輔成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功與過、是與非，認為縱觀其一生，瑕不掩瑜，愛國主義貫穿始終，是中國現當代史上值得紀念的先賢。那份報告真是字斟句酌，情真意切。趙公和我反反復復思考、仔仔細細斟酌后方報送統戰部。 經過多年各界人士不懈努力，褚輔成故居所在地——嘉興梅灣街建起了“褚輔成史料陳列室”并于2006年對外開放。陳列室上方懸掛著的是著名書法家、我社中央委員會顧問啟功先生題寫的扁額“褚輔成史料陳列室”。 時光進入到2011年，歷史又掀開了新的一頁。趙公、啟先生雖已長眠不再醒來，沒有機會到嘉興親眼看一看，但我想，他們是欣慰的，高興的。因為他們為推動歷史的車輪向前盡了自己的心。
趙公，也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領導,特別是他主管機關工作時，很多人沒能長級、長工資，包括我，曾對他有怨懟。可能是他有什么顧慮，也許是人們對領導總是充滿期待，期望值過高，忽略了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吧。不管怎樣，我認為，人無完人，回望那些已漸漸遠去的影像，趙公確是一個雖平易卻讓人難以忘懷的領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