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大批民主人士從香港、上海、南京以及其他地方涌向北平，投身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張西曼和他們一樣，在1948年底化裝離開南京，經中原解放區北上，1949年3月到達北平。不一樣的是，他沒能等來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就在1949年7月10日，因肺癌病逝。此前一周，他還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此前一個月，他剛隨民主參觀團從東北解放區參觀歸來。張西曼去世后，周恩來為他親筆題寫了墓碑。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兩周前，數十位研究者和張西曼的親友共聚民盟中央大樓，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張西曼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以緬懷這位甚有作為、不幸早逝但不應該被忘卻的前輩。
活躍于社會舞臺
張西曼曾在北京大學、武昌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前身）、中央大學等多所高校執教，他的正式身份是教授，“張西曼教授”也是他留在世間的稱呼。但張西曼不是一位安于書齋的教授，他曾出任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蒙藏委員，中蘇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實際負責人）等社會職務。職位雖虛，而相對教書來說，他在社會活動上的能力和業績，似乎更為世人注目。
1908年，13歲的少年張西曼加入了同盟會，介紹人是他的湖南老鄉宋教仁和譚人鳳。有記載說，他“從小就是一個富于正義感的少年，性情直爽，喜歡打抱不平，樂于幫助別人，這個優良品質貫穿了他的一生”。看來，他以低齡入同盟會，并非一種偶然。
武昌起義爆發時，張西曼正在俄屬海參崴的東方語文專科學校研究政治經濟。他的兄長專門從東三省趕來告訴他：“黃克強、宋遁初、陳英士等大批同志在號召全國各地大興義師，即將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積極準備北伐，可是北伐一事，騎兵不能偏廢，應設法由東三省秘密招募騎兵南下，以便編練勁旅……”1911年12月初，張西曼孤身一人冒險進山，代表革命黨人與胡匪首領劉彈子進行了多次談判，最終說服劉率部南下，成為北伐的一支騎兵勁旅。這年，張西曼17歲。
此后，張西曼曾兩赴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考察。十月革命勝利后，俄共（布）中央邀請各國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張西曼為此從海參崴繞道大連南下上海，謁見孫中山。他向孫中山建議：“以社會主義的內容改造中國革命的政黨，效法俄國共產黨建立廣大民眾基礎、民主集權制和嚴明的紀律；同時響應國際會議的號召，派遣富有時代政治學養的代表參加，共同策進消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偉大業績。”孫中山當時尚存顧慮，未派代表出席會議，但答應對張西曼的建議“詳加考慮”。后來張西曼又兩見孫中山，為促成孫中山的“聯俄決策”，竭力鼓動，這對后來的孫中山改造國民黨以及第一次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都是一份不小的貢獻。
張西曼還是著名的社會主義研究會（1919）、中蘇文化協會（1935）、《民主與科學》雜志（1945）、“革命詩社”（1945）、九三學社（1946）的創辦者或創辦者之一，他為它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僅以中蘇文化協會為例，孫科是掛名會長，蔡元培、于右任、陳立夫等為副會長，事實上的負責人則是張西曼。有會凡十來年間，不論是在南京還是在重慶，只要有益于中蘇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事情，他都不遺余力地積極參與，這在當年，顯然屬于一種難免犯忌的差事，張西曼則一往無前，他不是一個怕事的人。張西曼的學生、作家于伶有如下一段回憶：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個下午，我和西曼教授同到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去看“全國木刻展覽會籌備處”的“第二回木刻展覽會”。一走進展覽大廳，就看見魯迅先生在幾位青年木刻同志簇擁下，興致勃勃地看著低聲談著。我正思索著在這種場合這樣情況下，是否上前去打擾魯迅先生？張教授卻已奔上前去跟先生打招呼、問好，轉身來介紹我了。我對先生鞠了躬。先生對張教授低低說了聲：認識，認識的。
魯迅身旁的陳煙橋連忙挨近我身邊，警惕地小聲問我：這位是誰？我也小聲說：張，從前北大的俄文教授。煙橋這才放了心。而我倒不能放心了：因知西曼教授這人爽直熱情，性好講話，嗓門特高，常是一個勁地說個沒完。大概他倆多年沒見了，此刻顯得非常興奮。我擔心他會拉著先生大談“中蘇文協”與“普希金”等等。那么在大庭廣眾間，人員情況復雜，怕會引起魯迅先生的不安。對先生的安全也可能不利。我急忙對煙橋說：領先生去休息吧，同時又作了個暗示。他懂了，急忙與別的同志一齊稍帶勉強地扶著魯迅先生進入后一小間里去休息了。我與張教授繼續看完了展覽會。
曾任中蘇文協秘書主任的屈武后來這樣評價張西曼：張西老是出名的左派，大家都叫他大炮。他對蔣介石的反共做法不滿。他那個人光明磊落，說話使人非常感動，很有氣派，里外如一，很受周圍的人贊揚。他一直住在中蘇文協里。中蘇文協是革命者的掩護店，是進步活動的大本營。因為它是公開的合法組織，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當會長。我們都叫他“張西老”，他在中蘇文協是老資格，是元老。他是非常親蘇的，因而人稱他“西曼諾夫”。中蘇文協的工作人員不斷有人離開，但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他始終是中蘇文協的常務理事。
翻譯《俄國共產黨黨綱》
1919年7月，張西曼從俄羅斯考察歸國后，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安家于北大附近的翠花胡同12號。他在兩年后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提到：“我是有志研究俄羅斯文學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溝通自任。”就是在翠花胡同，他以“希曼”的筆名翻譯了列寧1918年起草的《俄國共產黨黨綱》。
《俄國共產黨黨綱》的譯文初版在1922年1月，由廣州人民出版社印行。1922年1月，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將該書作為《康民尼斯特（共產主義）叢書第二種》，此后數年中連續印刷發行了六版。陳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里說，《康民尼斯特叢書》初版共12種，《俄國共產黨黨綱》是第二種。《俄國共產黨黨綱》僅1922年1月的初版就印刷了3000冊。1926年的第5版又存在著內容基本一致，但字體、格式、標點都迥然不同的兩個版本，這意味著這本書在中國大革命期間發行量之大，竟然先后印刷發行了數萬冊，代替當時不能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綱》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
《俄國共產黨黨綱》初版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成立尚不足一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綱只有兩頁，15條。而張西曼翻譯的《俄國共產黨黨綱》則是一本50頁的書，內容十分豐富，涉及政治、民族、軍事、裁判、人民教育、宗教、經濟、鄉村經濟、分配、貨幣和銀行事業、財政、居住問題、社會安全保護和人民健康保護等等范圍。俄共黨綱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對先進的中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思想，貢獻是不可低估的。而它的譯者張西曼教授更是功不可沒。
除在中國首譯《俄國共產黨黨綱》外，作為教授和學者，張西曼還出版了《俄文文法》、《中等俄文典》、《新俄羅斯讀本》以及一些西域方面的研究著述。張西曼生前的最后一次東北之行，學者常任俠是同行者，他后來回憶說，每到一處，住定后兩人常結伴逛書店，并且各有一次“脫下”金戒指買書的經歷。張西曼用金戒指換了一部《新西域記》，常任俠則換了一部《西域考古圖譜》。
演說家
無論教學還是社會活動，做這兩樣事情都與演說不無關系。
抗戰勝利前后，張西曼曾在中央大學講授俄文，他經常出席校內外的各種社會活動，逢場必發表演說，許多聽眾對他的演說風格留有格外深刻的印象。一位當年中央大學的學生后來回憶說：
當時中大的民主教授，有文學院中文系的楊晦先生、張西曼和賀昌群，理學院里是潘菽和涂長望，農學院里是梁希和金善寶。在中大的幾個民主教授中，以張西曼先生的講演最具有煽動性和號召力。每次學生集會，只要去請張先生，張先生必到，并且一定做慷慨激昂的演說。1947年五二○前一次學生集會，張先生公開號召學生們要起來和專制獨裁的政府斗爭，連我當時聽了張先生的話也替他捏了一把汗。張先生說：“我不怕；我要是怕，就不會參加辛亥革命，也不會參加北伐戰爭。現在這些在臺上的人是怎么上臺的，我都清清楚楚的，也有人想用官位來收買我，想著堵我的嘴巴，我不能出賣自己的良心和人格，我就是要在大庭廣眾中揭他們的老底。”張先生一面聲色俱厲地講著，一面捶胸頓足，把會場震得紛紛揚揚。
很多所謂演說家把演說當成一種帶著面具的當眾表演，但是，如張西曼這樣的演說，沒有十足的勇氣和發自內心的憂國憂民之情，是斷然“表演”不出來的。
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謝韜當年作為《新華日報》記者，多次聽過張西曼的講演，他還記得羅隆基與張西曼經常在同一個場合作演說。他后來的一段回憶更為生動和細致：
在會上我見過西曼先生和聽他講話，只記得西曼先生是中等身材，略微肩寬背厚，前額寬闊，額高發禿，面色發亮，濃眉海口，雖戴眼鏡但目光炯炯。總之，全身透發的精神面貌是明快剛直，聲音洪亮，直言無隱的性格。常穿一件半新的黑色西服，但領帶打得不十分規范。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當時羅隆基也常參加會議活動，羅卻是衣冠楚楚，西裝筆挺，領帶講究，風度翩翩，氣宇軒昂。講演發言辭藻豐富，能言善辯。兩人對比，一是粗獷豪放，一是細致華麗；一是直言無隱，一是修飾陳詞；一是短兵相接，一是戰略迂回；一是退下炮衣的大炮，一是談判桌上的辯才……過去在重慶我接觸了很多名人，解放后我也見過不少爵位很高的人，像張西曼這種性格這么赤誠和純粹的人太難見了。
不知道有多少大小名人當年在重慶的各種場合發表過各種演說，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成了歷史的過客，沒有給聽講者留下多少記憶。而馬寅初和張西曼，是兩位讓后人記住幾十年并一再提到的演說者，即兩門“大炮”。因而寫張西曼，這是不能不提的一筆。（劉仰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