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5日是父親去世7周年的紀念日，墓旁的蒼松翠柏已是一片郁郁蔥蔥，佇立在父親的墓前，父親的音容笑貌縈繞在眼前，往事歷歷在目…
父親原名宋俠，1917年出生于上海崇明縣，祖上雖是地主，到了父親的祖父這一輩已經沒落，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早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曾經做過銀行職員，父親兄弟倆因母親過世早，從小在姑母的撫養下長大。父親十幾歲就讀于當時較有名的上海中學，畢業后因家境關系報考了吃住等一切費用全免的中央政治大學經濟系。1939年畢業后在貿易委員會工作，二年后考入了抗戰期間遷到重慶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讀研究生，1941年獲碩士學位，隨后入重慶中央設計局，任資金組組長兼南開經濟研究所助教。1945年考取公費留學生，入英國劍橋大學學習西方經濟理論，獲博士學位，英國皇家經濟學會終身會員。1948年8月，父親回國到上海，在中國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并在暨南大學任兼課教授，1949年與母親結婚，在上海迎接了解放。
由于上海在解放前給人的印象是十里洋場，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號稱冒險家的樂園，對于父親來說并不是理想的開拓之地，猶豫之際，東北的招聘團到了上海，父親毅然推辭了暨南、復旦、南開、嶺南等各大學的聘請，選擇了北上。
初到東北，父親在東北統計局任研究員，這里集聚著從南方各地招聘來的大學生、留學生、專家，可謂人才濟濟，到處充滿著青春活力和工作熱情。東北是老解放區，物質生活充裕，精神生活滿足，父親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52年，東北統計局撤消，父親服從組織需要到新組建的東北財經學院任教，1958年院校合并到遼寧大學任教，先后任副教授、系主任、教授、遼寧大學副校長、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為教育事業傾注了一生的心血。期間，更是經歷了數次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的波瀾和風雨。
父親一生治學嚴謹，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數十年如一日，教學和研究領域寬泛，從外國經濟史到外國經濟思想史，從馬克思經濟理論到當代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多個領域均有涉獵和探索。父親在南開和留學期間學習的是西方經濟理論，對馬克思的《資本論》雖也學習研究過，但也僅是作為一種理論來看待。回國后，從5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從事政治經濟學、外國經濟史、經濟學說史、《資本論》等課程的教學，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也是邊教學邊研究。從70年代到90年代就我國轉軌中的經濟運行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探索。在經濟理論和學術研究方面，父親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在吸收、借鑒西方經濟理論和結合我國實際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和獨立的見解，先后發表論文百余篇，自撰和主編專著、教材十余部。
在恢復高考后和改革開放后，父親開始招收外國經濟思想史和西方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并講授當代西方經濟學課程。還記得父親第一次為學校的本科生上大課，把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介紹給他們時引起的震撼，從未涉獵過的理論令這些年青的學子耳目一新，開啟了一片思想的天空，父親的課深受學生的歡迎和贊譽。在晚輩面前父親是平易近人、寬厚的長者，在學生面前是有威望的嚴師，對于他所帶的研究生、博士生要求嚴格，諄諄教誨做學問要扎扎實實，不得有半點虛偽，不圖虛名，不嘩眾取寵。教書重在育人，父親一生，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淡泊名利，為人師表，堪稱楷模。
父親在我們子女眼里和藹可親、善解人意、寬厚慈祥。我們兄妹5個大多出生于50年代，那個年代，父母的工作都很忙，平時很少有時間顧及到我們，偶爾有時間和我們聚在一起，或帶我們出去上街、看電影。后來除小妹外我們4個孩子都先后上了學，父親經常給我們買來課外讀物和小說，讓我們都感到溫暖和滿足。其實從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我們國家就孕育和爆發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作為知識分子的父母無不感到政治和精神上的巨大沖擊和壓力，只是我們年齡還小，少有覺察，在父母的庇護下，渡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打破了這看似平靜的生活，我們和父親共同經歷了一個個磨難，先是一天夜里，全家被一陣砸門聲驚醒，我們被抄家了，父親被揪出、批斗、隔離審查不準回家，我們幾個小孩每天輪流去給父親送飯。接著，我們家被勒令搬家，此時哥哥和大姐已經到農村插隊，我們家搬進了遼大院外紅樓的一間簡陋的北屋，父親被扣發了工資。遼大準備搬遷到北鎮高山子農場，組織行軍拉練，父親是批斗對象，每天跟隨行軍幾十里，體力不支，造成小腿骨折，被送回治療。隨后母親到“五七”干校鍛煉，我到盤錦農場插隊，一家人各奔東西。父親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以堅韌的毅力和樂觀主義的精神堅持下來，也為我們這些對未來失去目標的孩子帶來了鼓舞和力量。1974年的春節，隨著部分政策的落實，我們家搬回了遼大院里，母親也從干校調回了沈陽，一家人得到了暫時的團聚，父親露出了些許的欣慰。隨著四人幫的粉碎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徹底落實，父親在遼大的工作得到了全面恢復，我們也都回到了父親身邊。在父親的鼓勵下，我考入了東北工學院，有幸成為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哥哥和姐姐也都上了電大，小妹考入了遼寧大學金融專業。父親每天工作之余，偶爾和我們下一盤棋，說說話，一家人感到很溫馨。
1978年相繼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隨著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上來，迎來了科學和知識分子的春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1980年父親作為專家學者隨遼寧省代表團先后訪問了歐美等國。進入八十到九十年代，父親在教學、科研、學校的學科建設和發展以及碩士、博士生培養方面投入和傾注了大量精力與心血，同時毫無保留、盡心盡力地提攜年青教師，培養和推薦人才。父親先后獲得了全國優秀教師、遼寧省功勛教師、有突出貢獻專家等稱號，并榮獲首屆“孫冶方經濟學科成果獎”和全國“光明杯”優秀哲學、社會科學著作評比一等獎。
父親正式加入九三學社是在1957年。早在上海解放前夕，父親有個叔父是民盟成員，動員父親參加民盟，父親跟著去參加了一兩次活動，對民主黨派有了一定的認識。來到東北以后，不久就開始了三反、五反、肅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父親因為有海外關系并且身為知識分子是思想改造對象。當時東北統計局的一位領導動員父親參加民主黨派，因為參加一個組織，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暫時不能加入共產黨，參加一個民主黨派也好。于是父親選擇了多是高級知識分子且學術色彩較濃的九三學社。1956年，父親參加了九三學社的活動，1958年九三學社沈陽分社正式成立，陳恩鳳任主任委員，李薰、周志定任副主任委員，父親擔任秘書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九三學社停止了活動，當時父親任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1978年末，九三學社沈陽分社恢復了組織活動，1980年開始發展新成員，隨著九三學社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1984年九三學社遼寧省委員會正式成立，父親先后擔任過九三學社省和市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常委，沈陽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三、四、五、六屆人大代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等職。一直以來，父親對九三學社懷有深厚的感情，并為之努力和奮斗了后半生，為省、市級組織的建設和人才培養做出了貢獻。
進入耄耋之年，父親有時間將自己多年來的論文、著作整理、修訂成文集出版，并時時關心遼大進入211工程的進展，關心九三學社的發展…
2008年9月15日，在遼寧大學60周年校慶之際，宋則行教授圖片展和宋則行教授塑像揭幕儀式在遼寧大學新校區舉行。樹立在遼寧大學則行樓前的父親雕像學者風范依舊，影響和激勵著一代學人自強奮進，學為人師，為人師表，薪火相傳。（宋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