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是著名的書畫家、教授、學者，也是詩人。作為詩人，他不僅精于傳統格律詩詞的創作，而且先生在背詩方面的功力，在論詩方面的高妙，在解詩方面的創見，在改詩方面的敏銳，都堪稱獨絕。
啟先生背詩
啟先生背詩的功夫確實驚人！和啟先生有過一兩次接觸的人都知道，啟先生隨便聊天就能聊出很多學問，脫口而出就能引出很多詩詞。好像這些詩詞早已變成他語庫中的常用詞匯，可以任意驅使，無不如意；好像這些詩詞早已融化到他周圍的各個角落，俯拾即是，信手拈來。啟先生自己創作的詩詞有時化用古人成句，那些詩句對很多專門從事古典詩詞研究的人尚且覺得生僻，而他卻能夠爛熟于心。
我曾向啟先生請教六言詩的格律問題，他當即背出好幾首，并且逐一為我講解。我雖長期忝列唐宋詩詞研究者之列，在先生面前卻只有汗顏。
一次，我趕寫論禪詩的文章，想舉幾首一般研究者很少提到、意境上禪趣濃郁而字面上又不帶禪語的作品，去請教啟先生，不想他一口氣竟背出好幾首，使我獲益匪淺。
啟先生曾在訪日期間遇到世交陳曾壽的孫女陳文芷女士，陳女士提到姑父趙樸初（趙是陳曾壽的侄女婿）最喜歡吟誦陳先生的一首詩，啟先生馬上說：“必定是陳老先生的《淚》。”隨即吟誦到：“萬幻惟馀淚是真，輕彈能濕大千塵。不辭見骨酬天地，信有吞聲到鬼神。文叔同仇惟素枕，冬郎知己剩紅巾。桃花如血春如海，飛入宮墻不見人。”舉座皆驚。
我偶與啟先生談到旅順、大連景物，啟先生記起1979年到遼寧博物館時去過的白塔山，見過一個小石碑上刻著日俄戰爭時日軍將領乃木希典的一首詩，當即背了出來：“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腥風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背詩與寫詩、研究詩的關系很大，背得多，不但熟悉了舊詩的詞匯、句法，而且可以自然而然體會它的構思、情調，轉益多師成一家之風。
啟先生論詩
很多人都知道啟先生有這樣一段妙論：“唐以前的詩是長出來的，唐人的詩是嚷出來的，宋人的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后的詩是仿出來的。”雖然啟先生沒有大部頭的“詩學”、“詩論”著作，但他對于詩獨到、深刻的見解卻非常值得讀詩者、學詩者、作詩者學習。
啟先生主張“平仄須嚴守，押韻可放寬”。其實押韻本為求聲音的回旋之美，適當地照顧今音是完全必要的。啟先生總結的“用韻率通詞曲，隸事懶究根源。但求我口順適，請諒尊聽絮煩。”不啻為今日通用之法則。至于律句的幾種基本格式，啟先生形象地提出了“竹竿”理論。他把平平仄仄平平仄不斷排列的音節比喻成一根竹竿，只要能從竹竿上完整截下來的一段都是律句。
文學史有一個長期難以解決的公案：謝靈運有“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兩句詩，雖然寫得不錯，但無論如何也到不了千古名句的地步。啟先生對此有高明的解釋：據《考工記》鄭康成注，“春”有“蠢”讀之音，如果“春”在這里讀上聲，那么這兩句就成了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標準律句，這和鐘嶸把“置酒高堂上”和“明月照高樓”推為名句一樣，都是從聲律角度著眼的。我覺得這種解釋最為合理。
啟先生論詩還特別強調傳統的寄托、比興手法以及形象化的表達。啟先生認為詩不應太直接地敘寫時事，不應太就事論事，而要把它化為一種生活感受和思想情緒加以抒發。啟先生認為詩是非邏輯的，“妙句難從句下求”，不能作實去解釋句中的字義，“因為它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種難言的感情。”啟先生還提倡白話入詩以及幽默風格，他不忌諱稱自己的詩為打油詩，也不憚別人說他的詩是“油腔滑調”。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啟先生論詩就是站在了高處，所以經常可以見常人之所未見，言常人之所未言。
啟先生作詩
我自1978年到北師大中文系讀碩士研究生以來，常聽說啟先生的詩名，特別是常聽說他詩思極其敏銳，手筆極其快捷，常有即席賦詩的雅舉。據說，某日本訪華團與中方聚會，一日本人“即席”用漢語賦絕句一首，中方在稱贊的同時亦略顯尷尬。這時啟先生走到案前，提筆掭墨，略加沉思，竟步其原韻一口氣連和兩首，令日方刮目相看。
1995年我的一位書畫家朋友要開書畫展，想請啟先生去揭幕，他正在住院，無法前往，我到醫院跟他說此事，他答應給作首詩。于是我就坐到一旁，拈了小幾上的花生米吃。當我吃到第25顆的時候，啟先生的詩不僅已經作好，而且已經用毛筆把詩和后跋都寫好了，加起來大約用了七、八分鐘。詩曰：“健筆真行溯漢分（漢分即漢代書法，隸書），墨池春漲起玄云。更將余興描山水，傳得中華大地文。”還有一次，四川劍南春酒廠托人找到我，想請啟先生為酒廠題詩。因時間緊迫，我頗感為難，只好硬著頭皮試一試。我去找啟先生的時候是下午五點多鐘，他讓我晚上去取。晚飯后，我看到一幅精美的作品已經寫好，尺幅相當大，詩曰：“美酒中山逐舊塵，何如今釀劍南春。海棠十萬紅生頰，都是西川醉后人。”
啟先生隨即應答，信手拈來，思路之快令人吃驚，應景之妙令人稱奇。但是啟先生的詩并非都是急就章，他作詩也有極嚴肅、極認真的一面。啟先生有時與人談詩至興濃時，會拿出自己涂涂改改、勾勾畫畫的詩稿給人看，斟酌打磨，一絲不茍。啟先生常說自己的詩最多成于兩種時候，一是生病住院時，一是夜里失眠時，可見其用心之苦。啟先生《頻年》一詩有云："飲馀有興徐添酒，讀日無多慎買書。"據啟先生自己講，"慎"最初擬作"快"，又改作"不"、"戒"等字，而最終選中"慎"字則包含了更多含蓄而無奈的復雜心態。這不由得讓我們想到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典故。
啟先生的詩幽默，情真，別有滋味。他才思敏捷，又不憚反復推敲，所以佳作極多。
啟先生解詩
詩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啟先生既然能把復雜真切、細膩微妙的感情化作簡潔優美的詩句，也必然能從別人生動凝練的詩句中讀出同樣豐富的感情。
李商隱的《錦瑟》詩自古號稱中國第一詩謎，為了破解其主旨，大家紛紛立論。啟先生是這樣箋釋的：前兩句的中心是"五十年"，只不過不是直說，而是由錦瑟上的弦與柱起興，聯想自己逝去的每一華年。第三句的中心是"夢"，只不過加上一系列的裝飾語，說自己的夢有如莊子清曉迷離的蝴蝶夢。第四句的中心是"心"，說自己的心有如望帝化為杜鵑鳥后啼血的心。第五句的中心是"淚"，說自己的淚有如南海明珠，海月可鑒。第六句的中心是"暖"，說自己的熱情到了能燃燒藍田之玉的程度。最后兩句說不待回憶，當時即已預感到要是一場悲劇了。因此如果剝去所有的裝飾，就是詠嘆自己半輩子的夢、的心、的淚、的熱，以及早已知道的悲劇。這真是通達之論，徹悟之論，不但能舉重若輕地破解這千古詩謎，而且讓人領悟了詩歌主旨與裝飾之間的關系。
作為學者，啟先生在解詩時也特別注意考證和音韻。在一般的版本中，東坡《獄中寄子由》一詩中都作"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推測東坡的原意，這兩句是想說今世既為兄弟，這是果，又將成為來生再為兄弟之因。于是啟先生懷疑兩"世"字的前一個必當有誤，可能是形近的"此"字，后來他托朋友去查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顧注蘇詩》，果然如"此"。
又如對南朝民歌《西洲曲》的評價。大多數的人都從意象的優美，節奏的跳躍，修辭的精妙去分析它的好處，而啟先生卻從它所屬的清商曲的音樂性出發，指出音調的優美更是它不可忽視的優點。
啟先生解詩，要言不煩，探驪得珠。
啟先生改詩
凡喜歡作詩的人都會有這樣共同的體會：為別人改詩比自己作詩還難---既要順著別人的思路，還要把原有的意思改得更好；既要保持原有的語言風格，還要把它修飾得更美。對古典詩詞而言就更加困難---它還涉及到格律的問題。但啟先生卻總能應付裕如。
在北師大，啟先生與鐘敬文先生都喜歡作詩，他們的詩集中有很多唱和的作品。我曾見到這樣一份手稿原件，是鐘先生"九五生辰偶書"，詩曰："求仁未得身先老，閱世深來夢易驚。此是暮年心痛處，蒼茫欲語仗誰聽。"上邊工工整整地題道"元白(啟先生之字)教授吟正"。啟先生為之改動了幾個字，詩變成了"求仁既得身非老，閱世深來夢不驚。此是近年心慰處，蒼茫一語眾人聽。"下邊恭恭敬敬地落上"后學啟功敬改"。應該說啟先生是有意地改動了鐘先生的原意，鐘先生出于一貫的憂國憂民、嚴于責己的思想，為自己到耄耋之年仍沒能完全實現自己的抱負而自疚，而啟先生則稱贊他德高望重、久經磨難，應該欣慰。
啟先生還經常憑自己的聰明改動古詩，但這決不是文字游戲，而是為了說明某些問題。對于有些人抱著封建道德觀去解釋《詩經》，啟先生十分不滿，于是借助改詩進行諷刺。如《詩經》的第一篇《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本來是一首表現婚愛的詩，但《毛詩序》卻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朱熹更說："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對此啟先生諷刺道，何必只說它是歌頌文王呢?給它改一改，還能說它是歌頌堯舜呢!詩曰："關關眾雎鳩，聚在河之洲。窈窕二淑女，君子之好逑。"為什么是"二淑女"呢?因為堯有二女，一名娥皇，一名女英，都嫁舜為妃，這樣一來，豈不可仿照《毛詩序》和朱熹之流所說，這是"美堯舜之德"嗎?
啟先生改詩，不囿于一路，隨機應變，妙趣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