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讓每個人像醫生一樣具有急救知識與技能過于理想化；對于普通市民來說，主要還是推動急救常識的普及，作為生活的必備。提高急救設施與急救志愿服務在人流密集公共場所配置的普及率，都應是標配。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在今年上海兩會的大會發言上，將圍繞如何讓急救普及事半功倍這一話題進行闡述。
院前急救需要提高社會化參與度
九三學社上海市委調查發現，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發生的心源性猝死約為54.4萬例。這類心臟驟停類疾病多是突然發生在醫院之外的公共場所，其高發地點主要有公共運動場所，大型交通樞紐（如機場、火車站、地鐵站），大型活動中心等場所。上海因交通擁堵等原因，120急救的平均反應時間通常要超過10分鐘，幾乎沒有再縮短的空間。因此，如遇突發情況，在專業急救力量到達之前，第一時間就地自救、互救顯得尤為重要。
研究發現，發生心臟驟停后，搶救時間每延遲1分鐘，其生存率就會降低7%-10%；如果在1分鐘內實施心肺復蘇法（CPR）、3～5分鐘內使用自動體外除顫器（AED）進行急救，可使心臟驟停患者生存率達到50%～70%。近年來，AED設備也逐步介入院前急救，在普及心肺復蘇徒手操作的基礎上，早期采取AED除顫等急救措施，能大幅提高我國心臟驟停類疾病救治成功率。
公共場所配備“救命神器”問題多多
（AED）是一種便攜式現場急救設備，稍加培訓即可操作使用，被稱為心臟驟停急救中的“救命神器”，能最大限度挽救心臟驟停患者。然而，本市AED設備推廣普及仍問題多多。
首先，公共場所AED搶救設備的配置數量不足。普及率最高的日本，每10萬人大約配有397臺AED；美國作為最早對在公共場所安裝AED設備進行立法的國家，目前每10萬人配備約317臺AED， 規定在步行10分鐘之內必須拿到一臺AED。而上海目前每10萬人配備AED數量還不足1臺，在公共場合配備足夠數量的AED并使公眾了解AED急救常識還遠遠不夠。
其次，部分場所管理者對配置AED有一定顧慮。調查中，九三學社上海市委發現，相當部分公共場所的管理主體對配置AED幾乎沒有概念。一來是對AED的投放有一定的顧慮，因為每臺AED設備售價約為2萬元左右，后續設備管理維護等也有少量費用發生，這對管理場所比較多的企業來說也是一筆不少的支出；二是擔心如果使用AED急救設備，單位工作人員沒有醫學背景知識造成一旦出了問題，人沒救過來，會導致民事糾紛而承擔法律責任，或者面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
第三，公眾對AED急救相關知識知曉度不高。據文獻報道，我國急救相關知識的普及率低于1%，AED設備使用培訓普及率則更低。調查中，當被問及“如有人走路突然倒地，選擇默默走開的顧慮”時，“對自己的技術沒有信心”“擔心需承擔法律責任”排在了主要的原因；接受過相關培訓并能很好使用ADE的不足被調查者的7%。
當然，調查也發現，公眾接受AED急救知識培訓意愿強烈。被調查者中，約75%認為學習和掌握AED等急救知識及技能是對自己或他人會有所幫助；40.8%的迫切希望能接受正規的急救培訓；36.3%表示愿意參加此類培訓。同時，35%表示愿意付費學習相關的急救知識和技能，24.9%表示能夠接受800～1200元的學費支出。
提升“功能性介入”水平勢在必行
在重點公共場所配備救命神器是一項善舉，更難得的是，以此為切口所構建的急救網絡和體系，能實現信息共享和資源共用，最大功能發揮整個急救體系的作用，讓“救治第一”的原則得到最好實現。
對此，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議：
加強政策法規解讀，督促公共場所落實法定職責。建議紅十字會、衛健委等作為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的提供者，應牽頭督促公共場所相關管理主體單位，自覺配備自動體外除顫儀等急救器械的落實工作，多渠道協調落實資金來源，激發慈善資源、基金會、企事業等社會力量，確保AED設備資金到位，有計劃地落實大型公共場所安裝AED搶救設備。
強化院前急救科普，推動AED急救知識廣泛傳播。應該像“心肺復蘇法”一樣實現普及和推廣AED搶救設備，提高公眾對社會急救的認知和參與能力，讓公眾在遇到突發心臟驟停案例時，敢救、會救、能救。
設立區域培訓中心，提升AED急救培訓效果。建議依托醫聯體內區域診療中心，聘請專業的醫護人員對大型公共場所的管理人員進行系統培訓，對重點場所的從業人員進行“賦能教育”，創建“工作坊”等模式，提供能夠真實操作的機會，提高他們的急救意識、急救技巧。
加強應急救治網絡體系，發布全市AED分布地圖。一旦突發施救情況，施救人員可以搜尋到就近配有的AED設備，像拿取救火器材一樣方便，及時“滅火”。加強市區兩級聯動，促進問題解決、改進工作流程銜接，在5G＋互聯網醫療模式助力下，完善AED系統融合開展與醫聯體內、與胸痛中心、腦卒中中心、創傷中心的對接，實現實時的事件定位、情況及時的傳報，搶救的實時監控、遠程的專家相關指導等。（轉自上海科技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