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三學社創建80周年，也是我入社35年。1990年，我受三位導師——王應睞、鄒承魯和許根俊院士的影響，加入了九三學社。能在科研啟夢之時受到他們的教誨，我感到由衷的榮幸和自豪。此后，我在九三學社，接觸到很多像王應睞先生、鄒承魯先生那樣的大家，他們潛心科研、無私育人，在各自領域作出巨大貢獻，成為引領一代代“九三”青年的標桿。正是因為他們，九三學社才成為科研人員向往的燈塔。
2024年，我被九三學社中央評為“九三楷模”，面對這份榮譽，回首科研成長路，更感念“愛國、民主、科學”精神的引領，我愿意盡己所能把這份前輩給予我的精神力量傳承下去。
一顆立志科研的種子
1949年9月，我的父親作為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那次會議決定了許多建立新中國的大事。他開會回來說：“中國從此要走向繁榮富強，大家都要為新中國奮斗啊。”那時我就想，我一定要成為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初中時，我在學校圖書館讀到兩本雜志——《知識就是力量》和《科學與技術》，我每期都看，發現科學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有利于國家和人民，于是慢慢對科學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還有一本書《居里夫人傳》也對我產生了重要影響。讀完這本書后，居里夫人成了我的偶像，我特別向往將來能成為一位像她一樣的女科學家。
我還有一位偶像，就是我的三表姨媽吳素萱。1956年，我在濟南一中讀書時，我的三表姨媽是著名的植物細胞學家，在觀察蔥蒜等鱗莖植物鱗片細胞時，發現了細胞核穿壁運動的現象，為此她得了科學獎。彼時的我雖然不能理解表姨媽具體做了什么，但一顆向往科學研究的種子在心田發芽。在一篇“我最尊敬的人”為題的作文里，我就寫了我對這位三表姨媽和她所從事工作的向往。在高中時期，我就立志今后要進行科學研究。
我的三位“九三”導師
我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但能受教于三位“九三”導師，卻又是最大的幸運。
由于種種原因，考大學時我被曲阜師范學院化學系錄取。這是以培養中學教師為目標的大學，離我做科學研究的志向相去甚遠，但是后來得知通過考研究生還是可以圓我的科研夢。
1965年2月，我報考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生化所）鄒承魯先生的研究生。生化所以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聞名于世，我很想進入這個研究所工作。經過努力，1965年7月初，我終于收到了生化所研究生的錄取通知書，成了酶學研究室鄒承魯先生的學生。由于當時研究生不多，中國科學院將當年錄取的研究生集中在位于北京黃莊的科大一分部的研究生院學習哲學和外語，鄒先生精心挑選了一本英文參考書《Chemistry of Living Organism》（《生物化學》）讓我閱讀。這本書既讓我學習了以后將從事的專業知識，又幫助我提升了英文水平，令人難忘。
更值得我銘記的是鄒承魯先生教我如何做實驗記錄，以及尊重原始實驗記錄的重要性。現在我指導自己的學生做研究也非常重視實驗記錄。可以說，鄒先生不僅把我引進了“門”，而且指導了我的科學研究生涯。鄒先生獲得過兩次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四次二等獎，這在科學家中是不多見的。2021年11月2日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將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25812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鄒承魯星”。
個人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相連，1966年文革開始，取消了研究生制度，我留在生化所工作。鄒先生也調離上海生化所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工作了。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復，我又經過考試師從王應睞先生，還有副導師許根俊先生。王應睞先生做了26年的生化所所長，是我國現代生物化學事業的主要奠基人；許根俊先生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值得一提的是，王應睞、鄒承魯和許根俊院士都是非常優秀的九三學社社員。在他們的影響下，1990年，我也光榮地加入了九三學社。
王應睞先生是一個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從1991年到2001年他去世，十年時間里我們都在一個研究組里，幾乎每天見面。王應睞先生一心為科學事業，絕不考慮自己的名和利。
之前，王應睞先生作為大協作組組長在世界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質——牛胰島素和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堅持不在任何一篇論文上署名。在胰島素成果的報獎材料中，他親手劃掉了自己的名字。
1996年，鑒于王應睞先生對科學的貢獻，多人推薦他申報何梁何利獎。王先生很淡然地說：“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得這個獎有什么用啊？”
王應睞先生淡泊名利，但人們不會忘記他，1988年在美國邁阿密生物技術冬季討論會上，他被授予特殊成就獎；1996年被授予何梁何利杰出成就獎；2001年，他去世后，Nature特發訃告，紀念王應睞先生為科學所作的貢獻。2021年5月14日，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將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一顆小行星（355704）命名為王應睞星。
一個人成長道路上遇到的人對人生軌跡起重要作用，老師們的培養愛護更是至關重要。鄒承魯先生做學問的嚴謹和執著，王應睞先生與人為善、顧全大局的品德一直在影響著我。
我研究生畢業后，王應睞先生和許根俊先生推薦我申請到美國Fogarty國際獎研金，我在美國加州大學Davis分校學習兩年半，為我后來的研究工作的順利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十五年接力與傳承
自1990年，我以氨基酰-tRNA合成酶（aaRS）和相關tRNA為研究對象進行酶與核酸相互作用的研究。氨基酰-tRNA合成酶是細胞中蛋白質生物合成中的關鍵酶，它們對底物tRNA的正確識別保證了生物體中由基因到蛋白質合成的精確性。我最初進行該項研究時，研究組缺人缺錢，一年的科研經費只有6萬元，國內就我們一家實驗室開始做該項研究，與國際同行間的差距很大。單是得到研究材料就很不容易，我帶領大家建立了有效的研究系統，經過5年的努力，我們才在國外雜志發表了第一篇研究論文。我充分激發全體研究生對該項研究的興趣，調動他們進行研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斷發現新的科學問題、解決科學問題。經過10年的努力，我們組的項目“氨基酰-tRNA合成酶及其與相關tRNA的相互作用”獲得2000年上海市科技進步（自然科學類）一等獎和2001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我們研究組全體成員經過33年的努力，與國際同行的關系由仰視變平視，研究工作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躋身于世界前列。
我多次被推舉擔任tRNA和aaRS國際會議的副主席和學術委員會委員，2005年增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6年增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06年獲得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獎，2006年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2010年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勞動模范）。
作為研究生導師，培養年輕學者是我的責任。至今我培養博士研究生56名、碩士研究生4名，研究生獲各項獎項117人次。我曾7次獲得中國科學院優秀研究生導師獎。現在，不少學生已成為本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在我的手機里，有一個畢業研究生建起的微信群。他們有什么新的項目或科研成果，都會在群里報喜。
我的科研之路離不開老一代科學家——我的“九三”導師的培養。今天，我也要像他們對我一樣對待我的學生們，尤其是那些一心撲在科研上的人。每當聽到他們得到好的研究結果，我都真心為他們高興！
作為一名九三學社社員，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外，我愿意為大家做點事情。1980年，我被選為研究所的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我盡心盡力將這件事情做好，起好研究所女同志和研究所領導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大概是因為有科學工作者做事認真的特點，后來我連續12年擔任了上海市婦聯執委、上海市女科學家聯誼會理事長，2008年，我兼任全國婦聯執委，連續7年擔任上海市科技系統婦委會副、正主任，是上海市從事20年婦女工作的上榜婦女干部。我擔任過上海市第十屆人大代表、第十和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曾擔任上海市政府參事。
我的有些建議被有關部門很快采納，2016年在上海市政府舉辦的政府參事座談會上，我以一名科研工作者和黨外人士的身份，針對“怎么讓年輕的科研人才成長，上海如何留住優秀的科研人才”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我提出，資助優秀年輕科技工作者的上海啟明星計劃中的勞務費比例太低，有關部門迅速采納了我的建議，速度之快我都沒想到。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我提出的許多建議也被采納。
記得幼年時，家里有一本經濟地理地圖，中國除了最大的“人”，其他諸如鐵路、飛機、輪船、糧食、棉花等指標都是最小的。如今，這些指標從最小變成最大，高鐵全球第一、造船全球第一……中國的變化太大了，科研經費越來越多，基礎科學設施和研究環境越來越好，不少優秀人才回國發展。與此同時，九三學社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青年科研人才脫穎而出，為了科技強國，奮斗不息。祝愿我們的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國泰民安，也祝愿九三學社蒸蒸日上、書寫新時代的榮光。（王恩多，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